Wednesday, December 1, 2010

<轉載> 張炳良:《大學求什麼?》

張炳良﹕大學求什麼?

Mingpao 1 Dec 2010

今天,一方面國際大學(包括學院、課程)排名表如雨後春筍,各國主要大學都在爭「世界一流大學」美名,而很多國家和城市(包括香港)都在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當中重點是高等教育);但是,另方面又出現愈來愈多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方向的關注,有人擔心目前高教太重科技而輕人文,過於市場化甚至商業化。

大學應是什麼?我們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值得探討和反思。徐詠璇上星期(11月26日)在其《信報》專欄中問「港大是什麼?」,而提出它是一所大學,「也就是世界上所有最高學府代表的知識堡壘,社會明燈……以智慧領航,憑膽識奉獻。」同時說它「講究自由……崇尚多元,百花齊放」。作為港大校友和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我對這樣的大學特色,十分認同。

學者憂大學教育逐漸偏離傳統使命

不過,國際上不少學者正在擔心在功利文化的氛圍下,大學教育在逐漸偏離大學「傳授智慧」、「啟發思維」的傳統使命。澳洲 Macquarie大學校長Steven Schwartz教授今年中提出警告,我們正活在一個金錢世代,現代大學也被迫加以迎合,以致高等教育被矮化為職訓場地。(註1)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artha Nussbaum認為當今高教迷失方向,她指出,若社會希望培養具同理心、樂做「世界公民」的大學畢業生,則必須扭轉大學教育現時傾斜於經濟生產力導向、而忽視自由與批判價值的趨勢。(註2)

今天,人們以至各國政府過分重視大學的世界排名,但有關排名的評核方法卻無可避免存在方法學上的偏頗。例如,評估研究表現的,愈來愈偏重量化的論文引述指數,而非作較平衡的考量——即檢視研究對科學新發現及知識創新,以至對社會進步與人文精神啟迪等各方面有何貢獻。一些矚目的大學排名榜,重科技而輕人文,重量化指標(如研究產出量、獲獎項數目、來自業界收入等)而忽略較難量化的方面(如學生的學習體驗、學生的社會及全球意識培養、大學對國家世界的使命實踐等)。

已故加拿大 Montreal大學學者 Bill Readings曾提出當今大學「陷於廢墟」(in ruin)的看法(註3),因為其成就只以科技和功利主義的標準去衡量,而「文化」已不再視為大學之道的參照系(legitimating reference),偏離源自歐洲傳統的現代大學所建基的「理性」(reason)和「文化」(culture)。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曾說﹕「就教學及科技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註4)

Schwartz教授呼籲大學應向學生傳授「智慧」(wisdom),不只是傳授「知識」(knowledge)。那麼,何謂智慧?孔子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意思是,學之所重,乃培養崇高的道德品格,啟蒙社會萬民,並最終達至理想境界。無論東西方的早期大學傳統,均強調培養具知識與文化學養、有高尚操守和治國才略的領袖人才。

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加上社會日益重視人才資本,大學已被視為就業裝備之所。受市場力量牽引下,大學傾向開辦更多「職業培訓」式課程,尤其是能掙錢的專業學位。文史哲及一些社會科學學科面臨邊緣化,因為人們認為這個學科雖可拓闊思維卻不一定提升就業機會。「哲學」這一向為人所頌的「知識之父」,今天似淪為瀕危物種了。

應反思大學之道高等教育內涵

在香港,我們的大學也面臨上述兩難之局與挑戰﹕一方面力圖擴闊思維、拓展通識(這從新高中課程重視通識科、大學新四年制本科課程加強通識教育,可見一斑),但另一方面卻又身處功利文化的環境,不少學生往往對人文學科敬而遠之,為的是這些學科含「金」量少。社會上比較樂於回應醫學及其他硬科學的科研經費的訴求,私人捐獻也多;可是,若要社會明白培育兒童文學作家、學校教師或哲學家的價值,則往往困難得多。

在此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之際,我們實應反思大學之道及高等教育的內涵與方向﹕究竟大學追求的應是哪樣子的卓越呢?



(註)
(1)Steven Schwartz(2010) "Wise Up: Restoring Wisdom to Universities ", Vice-Chancellor's Annual Lecture, Macquarie University, http://www.mq.edu.au/mqvideos/vcLecture3.html.

(2)Martha Nussbaum(2010) 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Bill Readings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陳平原 (2009)《歷史、傳說與精神 ─ 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頁71。

Thursday, May 27, 2010

<轉載> 陳雲《木棉》

看時就想為此配上假音人的《種樹的理由》。
獨102音樂會的很清,孔奕佳的琴亦好,不過,還是更喜歡 2005 年,full band 版本(肥仔明的鼓﹗)
(這樣就過了四年多了...)

港文化.港創意 獨102音樂會


Gayamyan @ Milk Farm Langham Place (種樹的理由)



木棉
陳雲
18.5.2010

久雨初晴,木棉絮飛。四月天氣反常,忽冷忽熱,火車站山坡的那株木棉花開得疏落,從家中到火車站的一段路,少了春末的興致。然而星期一,日光正照,在火車站候車之際,竟有團團棉絮飛到跟前。花不盛放,也結結實實有了棉果,而且 給烈日曬得爆了開來。棉絮有些裹了棉籽,有些空空如也,在鬧市遇到飛絮,總是難得。

喜鵲占卜
鄉郊的蒲公英、狗尾草和蘆葦都有飛絮,然而鬧市只有木棉絮了。童年的鄉村小學,庭院種了五六株木棉,鄰村的後山,也有兩株野生的木棉,並枝而立。木棉高聳正直,又名英雄樹,枝幹挺立於當年矮矮的校舍和村屋之上。春暖之際,紅花怒放,即使隔了兩個樹林,站在我家的菜田上,總能看到鄰村的木棉。校園的木棉,長得比旗桿還高,走路上學,遠遠便看得見。校園的鐵絲網,冬日開着鮮橙色的攀藤炮仗花和紫紅的簕杜鵑,園圃裏有大紅花,聖誕節擺滿一 品紅(聖誕花),這些都是舊日的校園顏色。

鄰村的木棉,每年總有喜鵲築巢,喜鵲的巢用粗枝和茅草交纏而成,又大又堅固。村中父老說,若是築巢在高枝,高枝的支撐薄弱,預兆安度夏季,颱風少有,若是築巢在矮枝,矮枝的支撐穩固,枝葉屏障也大,預兆當年颱風為患。這是農村的民間物候知識。喜鵲的築巢占卜,多數準確,但也有風暴過後,鵲巢吹翻在地的慘事,連兒童也不忍去察看傷亡如何。

木棉開花不久,大概在陽 曆四月底,便會朵朵墜下。厚厚的肉花瓣,多是完好無缺的,行人不忍踐踏,踢開一邊,幾日之後,才爛在草地上。我一年級的時候,就拾了木棉花回家觀賞,後來 效法同學,拿來煮粥,有清熱去濕之用,鮮花瓣也可以食。木棉花是廣東涼茶「五花茶」的藥材之一。 過了幾年,花食膩了,不多撿,但見到草地上有完好的木棉花,也會忍不住撿起,放入書包帶回家。總之,如此厚肉的花,並不尋常,有熱帶植物的野性。

紅艷燒天
明遺民屈大均《廣東新語.木語》云:「木棉,高十餘丈,大數抱,枝柯一一對出,排空攫挐,勢如龍奮。正月發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紅、金紅二色,蕊純黃六瓣,望之如億萬華燈,燒空盡赤…… 子大如檳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綿飛空如雪。然脆不堅韌,可絮而不可織,絮以褥以蔽膝,佳於江淮蘆花。……南海祠前,有十餘株最古,歲二月,祝融生朝, 是花盛發。觀者至數千人,光氣熊熊,映顏面如赭。」清初,民風仍厚,即使遭遇蠻族統治,粵人也有觀花之雅興。木棉甚為粗生,飄絮落籽,即生一株。西江岸邊木棉成列,花落江中,竟如水燈,屈大均也記下了。

棉絮可團而為棉襖之芯而不可織,一如蘆花,小學老師說過了,還借助木棉飛絮的時節,在課堂講了閔子騫盡孝之事,說孔門弟子閔子騫少時為後母虐待,後母以蘆花衣子騫,以厚棉絮衣己所生二子。子騫寒冷不禁,父不知情,反斥之為惰,笞之,見衣綻處蘆花飛出,復查後母之子皆厚絮,愧忿之極,欲出後母。子騫跪求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於是饒恕後妻,從此全家和睦。

桉樹葉止痛
木棉落盡之後,幾個星期,馬路邊的影樹又綻放叢叢紅花。小學的《自然教育》叫影樹或鳳凰木, 村裏叫火焰樹,兒時誤以為是「火艷樹」。中學的英文書,才知是火焰樹,Flame-of- the-Forest,源自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當年的英國水手在船上遙見團團盛放的火焰樹,以為是山林大火。

小學前面的公路叫粉錦路,連接粉嶺和錦田,由於港督要到粉嶺別墅歇暑,為了雅興和行車安全, 種的行道樹又高又大,多是防撞吸震的白千層樹,也有桉樹和木麻黃(牛尾松),夾雜村前野生的木棉和火焰樹,走在路上,頗有可觀。春天滿樹細花,蜜蜂飛舞。 白千層的樹皮可以撕下,用來寫字。不撕樹皮,路過也會打幾拳,有層層的白樹皮包裹,不會痛的。

兒時在馬路遇到蚊咬,都會搓碎桉樹葉,取其汁液,敷在蚊疤上。上課時,被老師打了手板,放學回家路上,也會搓碎桉樹葉,將汁液塗在手上止痛。這是鄰桌的同學教的,他有時沒做功課,上學便順手摘了桉樹葉,放在書包內備用。當時只知道樹葉有驅風油的氣味,應該有鎮痛止癢的功效,不知道桉樹油原是西洋民間草藥。當年都覺得馬路上的樹木可親,也不知道是外洋來的樹,恰如一切香港的西洋物事,出生之時便有了,要到懂事之後,才曉得華洋之別。

外洋樹可親
到了中學,讀到香港的植林史,說樹林在戰 亂時期無主守護,很多遭到日軍和難民砍伐,重光之後,政府趕緊種植快生的外來樹,穩定水土。白千層、桉樹和木麻黃來自澳洲,台灣相思來自台灣。木棉也是外 來樹,源自印度。本土的樹,只在山嶺和溪邊可見,如山上的赤松、山桔和番石榴,溪邊的水榕樹、竹樹、蒲桃和樟樹。認得名字的,都是有用的樹或可食果實的 樹,其他的雜樹都不知名。松樹直紋,又有樹脂,可做柴,落在地上的松針(松葉)和松果可助燃。竹樹可造竹竿,竹籜可助燃。樟樹扭紋,不可做柴,但可製樟腦 油,其他的水榕樹、蒲桃、山桔等,果實可食。

至於木棉,倒是因觀賞而識其名,鮮木棉花只是食了幾回。近年底子寒虛,五花茶也不須飲了。只是棉絮飛到跟前,聚在街角,便勾起許多回憶。

Thursday, May 20, 2010

林阿P - 《告別吧,香港》



當我走上街,條街很靜
我看見人們微笑,但沒笑聲
我感覺到太陽熾熱,但沒光明
嗰日係五月十六號,黑色星期天,但天晴

當我走入車廂,沒有人覺得悲傷
晚上十時半廣播後,我開始幻想
我看得見草原,我看得見花
我感覺到軍隊,我感覺到人們熟睡去

告別吧,香港
告別吧,再見
再會了,係咁
再會吧,再約
拜拜,拜拜
再會,拜拜

lyrics and music by 林阿p (my little airport)
http://www.facebook.com/mylittleairport

Saturday, May 8, 2010

<轉載> 安徒《周日話題﹕「河蟹」教會之「斷章取義》

【明報專訊】編按:

「5區公投」前夕,政府冷宣傳,建制派「PASS」轉而集中火力部署善後(近日曾鈺成事先張揚一旦出現關鍵一票他會辭任立會主席投票);硝煙反而在宗教界燒起,親建制教會引用聖經呼籲教徒在補選中投白票,一股新的保守政治力量冒出頭臉。

吳宗文牧師於2月7日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並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治權之事實。從政治理想出發,易於將一些別人未必同意的烏托邦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假如5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

「為香港求平安錄像」
http://www.hkcccu.org.hk/

反對宗教護蔭權貴集會

約30名市民參加「反對宗教護蔭權貴」戶外崇拜,其後到中華基督教播道會位於金鐘遠東金融中心的港福堂集會,高舉「被統戰的牧事有福了,因為河蟹是他們的」橫額,要求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面對面作神學辯論。

蔡志森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希望透過今次抗議和批評令教會和牧者更加積極去回應社會關係,但我認為他們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因為他們斷章取義,動輒上綱上線,反而令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怕政治的問題,對政治更加敬而遠之。」

明光社視頻
http://www.truth-ligh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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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公投」因為建制派杯葛,至今仍是氣氛淡靜。

在低迷的政治氣壓下,「河蟹牧師」率先呼籲信徒投空票、白票,並高呼要一舉掃除立法會的「暴戾」風氣和言論。

此事曝光於媒體之後,引來教內教外廣泛討論。

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回應來自「明光社」的蔡志森。

他在自己製作的視頻中批評說有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 這種做法可能會令信徒回到害怕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使鼓勵信徒更多關心社會政治的目標適得其反。

蔡先生既未說明人家「所斷何章」、也未指出「所取何義」, 卻「三扒兩撥」把問題抽象化和一般化到「基督徒應否關心政治」的空洞層面, 自身已經示範了一種十分典型的「斷章取義」操作,甚至可作課堂經典。

不過,蔡先生的油滑口吻,卻令我對他這種基督徒參政頗有「信心」, 至少,這種可以「顧左右而言他」而毫不臉紅的手腕,雖然難成一名可以贏取人民真正信任的「政治家」, 但對一般政客來說,也算是合格的入門之技。

不過,在這個世代,要驗證「斷章取義」的指控能否成立其實毫不困難。涉事吳宗文牧師的發言,人人都可以在「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官方網頁找到,原汁原味,毫無刪剪。他的發言講稿,亦早已分發《基督教週報》(第2373期)和《國度復興報》(12.3.2010),這些都是公開資料。

事實上,在視頻錄像所聞見的吳牧師發言,的確令人印象猶深,至少吳牧師在當場並無半點油滑。相反地,他要闡述所推銷的,是巨細無遺,既有神學理論,也針對當下問題,相當揮灑和具備自信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引用《羅馬書》闡述順服

按筆者所見,在這個由「華基聯」特別安排,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會上,主題就是引用《聖經》中《羅馬書》關於「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作權威,為新時期下教會順服政權的保守主義主流路線鳴鑼開道。吳宗文牧師的講道角色,主要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註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事實上,《羅馬書》歷代以來往往被親王權和建制力量的教會片面引用,作為一種「君權神授」論說的根據。近代各式的獨裁體制,包括德國納粹時期、台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歲月、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下,那些保守和親建制的新教教會,都有挾《羅馬書》以令信眾服從的前科。

前浸會神學院新約教授孫寶玲,就曾在她的著作《新約倫理》裏引述新約專家古爾曼(Oscar Cullmann)所言﹕「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而「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裏,前南非總統博塔(P. W. Botha)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嘉許那些「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愛和尊敬主教、有真摯健康的生活、守法紀、服權柄……聖經給世界裏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

一生反對納粹獨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苦思政教關係,多番註解和論述《羅馬書》,認為教會不可以為政權吸納,蛻化成一種「治民宗教」(civil religion),為的是教會可以持續批判政權,以確保政權可以行上帝的公義,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一些教會對《羅馬書》及基督教精神繼續「斷章取義」。可是弔詭的是,巴特本人的《羅馬書》解說本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斷章取義」。繼納粹德國、南非、台灣,現在到了香港。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公共旨趣的,還是吳宗文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繹。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治權。他接批評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和偶像化。但是,民主不代表沒有問題或能解決所有問題。

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實行的成功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因此,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人心的教育和改造,那些都是一些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他又說到有政治學者認為,「不要講這麼高深的理論,這麼崇高的理念」,政治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的遊戲,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事實上,剛剛引用完巴特《羅馬書釋義》的吳宗文,忘記了巴特在《教會與國家》一書寫道,為了防止國家「惡魔本性」,基督教會正應以「國家的民主『理念』」(democratic conception of the State)作為新約精神的核心,教會應以付諸思想和行動的不同方式,確保國家以公義為本。吳宗文照搬(沒有名字的)所謂政治學者(當中一定包括了無神論者、權術至上的馬基維尼派等)的「妥協」、「分餅」的「政治」定義,說明了他不但拋棄了巴特,也拋棄了神學,以及拋棄了《聖經》的理念!

事實上,了解吳宗文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需什麼信仰,什麼神學訓練的。因為他說的和《文匯》、《大公》及民建聯等建制派每日重複的差別不大。例如,他針對香港立法會內某些議員仿效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認為他們不能像先進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有禮」。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輕人目濡耳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按他的說法,這又是受了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最詳盡綱領

雖然如此,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只不過,這些內容都只是拼而來﹕除了有點過氣或讀不通的神學外,也混雜了「政治務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亦不時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諂媚地來一點中共合聽的「反西方」的語調。

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但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炮轟他人的時候,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神話化和偶像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歷史悠久的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定於一尊,排除異己異端,訴諸人數位勢 (而非真誠辯論)自封盟主,以天命或上帝旨意的代言者之名,把既享的權力合理化……雖然這些都是和基督新教的抗議精神和傳統大相逕庭,卻是共產黨人和西方古老一神教體系共享的惡劣文化習性。也是這些惡劣的習性,使兩者分別從「理想主義」和「神聖真理」墮落成「意識形態」。不過,何其恰巧地,這又是兩者目前可以眉來眼去的共同語言。

建制派急需保守意識形態

按照葛蘭西(Gramsci)所說,「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駁雜無章的。雖然華基聯/吳宗文這套論述是如此充滿矛盾、誤讀,但又有何相干呢?因為香港建制派目前急切需要的,只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吧了。

如果說,「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推出的是一種「道德保守主義」(有時它又要一種披上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紗護航);那麼華基聯、吳宗文等基督教界領袖今日要兜售的已是一種沒有半點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時間可能是對的,因為這是香港一個「指鹿為馬」時代的開端。(「牧羊人」都去了「牧河蟹」?)

當今世自由主義巨擘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說都可以給說成是為「功能組別」護航的論據(多得「宗教右派」吹鼓手梁燕城近日在《信報》劃時代的偉論!),那麼給卡爾.巴特、給《聖經》、給基督教信仰來個時空倒錯的斷章取義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就讓我們由「君權神授」的合理,證明「功能組別」是香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偉大貢獻開始吧!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第13章1-2》


【重建香港系列下期續】

文: 安徒

編輯: 楊泳森

Monday, April 12, 2010

<轉載> 陳雲《香港的「代理政治」困局》及錢志庸《論功能組別之存廢(上)》

其實最佳的反共之法,正是包括我在內的異議者鴉雀無聲,任由中共的代理人在此地為所欲為,將香港的困局惡化,變為死局,毀滅香港。 ~陳雲

回歸以來,北京多次暗示港府解決「深層次」矛盾,呼喊團結為經濟、依法治港無效,樹立中央治港第二班子以及賦予港區人大政協諮議港政的倡議也落空了。香港依然貧富敵對,上下離心。

今年元旦遊行,以巴勒斯坦頸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 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一月初,反高鐵的抗議標語之中,年輕人四處張貼標語:「你已經不是我們的政府了。」上星期三,學者分析中大亞太 研究中心公布的香港社會和諧調查結果,說香港有暝百分之二十五點九或一百五十三萬人已不抗拒激烈鬥爭,甚至準備暴動。接通此地社會脈搏的人,看了應是毫不 為奇吧。

北京不能直接統治

香港有法治傳統和中華文化的仁厚根底,加上高地價政策的奴民政治,香港政府很容易混日子,但香港無法長治久安,民生困厄和民怨爆炸的日子愈來愈近。 當然,危機還不至於在「打工權」的任內爆發。香港的困局,北京不能直接干預,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直接統治香港,黨委系統明顯化,香港將成為影響中央政治的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上海幫之外多了一個香港幫,香港又與西方的關係盤根錯節,將大大干擾中央政治。而且,到底現在不是「解放」前的上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牢固,也不能隨便封鎖言論,鎮壓異己。統治香港只能用一國兩制,委任代理人 (proxy)統治,在政治上保險,在經濟上有利。

可惜,當前香港正落入困局,但比中國好,中國落入的是死局。中國的死局在於政治,除非香港的政治困局解決,引領中國前進,否則中國永遠不會有憲政民 主與社會團結。理性而言,中共需要一國兩制,多於香港需要一國兩制。

中國愛護香港,應是出於自利,而不應是出於憐惜。在這幾十年的過渡期,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當然會根基盡毀,但中共也將陪葬。

政治鬥爭往往是非理性的、荒謬的,其實最佳的反共之法,正是包括我在內的異議者鴉雀無聲,任由中共的代理人在此地為所欲為,將香港的困局惡化,變為死局,毀滅香港,令中共失去緩衝和試驗的地區,直接面對各種政治經濟的內外挑戰。看官,在各種中國的蹩腳代理人的盲動之下,這一天愈來愈近了。

無能的政治代辦

香港的經濟仍居於中國產值鏈的上游,而且以金融和房地產投資奪取大陸的人才和錢財,大陸也只能默許,反正這些錢和人不去香港,就去美國。可惜,這些 浮財並不令平民得利,反而因高地價而百業受害。
香港的問題在於財閥壟斷過分,而且不受民主政治或民主立法的制衡,以致資本以非理性的方式擴張,終於殺雞取卵,毀滅其生存根基。雖然前幾年財閥經常威脅撤資,但可以斷言,沒了香港,這些土資本家無處容身。

近日,個別地產商也認同復建居屋,很多富豪的第二代也出來搞「香港精神大使」運動,與特區政府一起來鼓吹獅子山精神。連港英政府都不敢倡議市民捱苦忍惡的,
香港富得「漏油」,卻呼籲人民捱苦忍惡,而不是過有尊嚴的快樂好日子,這不正是統治階級在自我侮辱麼?愚不可及。

政治方面,由於中共不能在香港直接統治,只能委託政治代理人,可惜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所託非人。
以「打工權」為首的港英餘部「依法治港」,不 屑於折衷運籌,為北京解困,反而附庸北京,一招「仙人指路」,將反對勢力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借刀殺人。經濟政策則一味靠攏地產財閥,在公,則借助地產商為收稅吏(tax collector),以賣地充實政費,而且以樓房信貸栓緊中產階級;在私,則謀取退休之後的商業回饋。

至於
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不允許享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土共不能維繫其中間身份,在議會又是功能組別富貴黨的同路人, 土共的新一代愈來愈與富貴黨沒分別。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中介人,要親自出頭抗爭了。

重建政治共識關鍵

老殖民政府統治意識已經過期了,腐臭了。市場基要主義(「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家族自利論、獅子山精神,統統都過期,經不起新 一代的理論驗證,也經不起實踐的考驗。

要打破香港的困局,路徑僅有一條:廢除功能組別。迫使資產階級直接參政,面對全民的選票考驗,資本家便會自行約束,為全局着想,至少是為整體資產階 級繁榮着想,而不是為壟斷資本家集團着想。統治的政治共識,所謂ruling ideology,不能在研究所製造出來,也不能由北京欽定,只能在此地參政的不斷實踐之中,逐漸營建出來。當中,北京可以用人脈和資金影響結果,並且累 積政治轉型的實地經驗,為中國將來的資本主義政治鋪路。什麼大功能組別、兩院制都沒用的。

直接廢除功能組別,是唯一拯救香港政治困局的方法。當然,不廢除,我也不上心,香港毀滅了,我也不介意。自己先進墳墓而已,中共跟在後頭,死了也是 一家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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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庸《論功能組別之存廢》星島日報 12 and 19 Apr 2010

爭取普選,肯定是本年度的社會焦點議題,牽涉的不止是全民直選特首的討論,還包括功能組別的廢置。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有才幹、有見識的精英要有才識兼備的人,才可以帶領我們的社會向前邁進,甚至改變世界。這些人才,可以是大商賈,可以是專業人士,可以是為社會上任何一個界別貢獻一己才能之人。香港需要這些人才,但他們的利益,如果在民主發展未成熟的社會之中,往往只會是「民粹主義」、「少數服從多數」的犧牲品。在議會之中,功能組別的設置讓商界和各界專業人士有實實在在的發聲餘地和影響政策的投票權,其重要性對這些少數人才之舉足輕重,是不言而喻的。

基於筆者是執業工程師、也是執業律師的關係,功能組別的一票我是無論如何都少不了。加上每個選民的基本一票,筆者就享有「一人兩票」的「特權」。大家可能會問,這個功能組別的安排公平嗎、必要嗎?筆者最初都有同樣的質疑。但隨着見識日多,我發現依香港的發展背景和實況,這「功能組別」多給的一票是有其實用性和歷史意義的。最重要是這個體制能保障專業人才和商界的合理利益,從而吸引人才繼續留在香港這個無礦無糧,只靠一班有能之士做經濟火車頭的彈丸之地

對功能組別的去留,我們可以從實際角度出發,也可以從法理角度分析。這次我們暫且先談論實際性一項,法理角度的分析可以另文再述。

當年香港自二次大戰重光以後,香港最需要的,是讓戰亂時逃走四散的人才重回香港。為此,當年英國政府付出不少銀彈,以吸引有識之士回流工作和建設社會。不過,白花花的銀両還未足夠。昔日香港,社會動盪、人生安全難保,醫療教育短缺。這樣惡劣的環境,要吸引人才,還要靠他們的力量帶領香港發展,談何容易?因此,到底要用甚麼方式去營造一個能保障精英利益的環境、利誘又要到甚麼程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個情況,其實就像祖國改革開放後,推出林林總總的優惠政策,吸引香港以至海外的精英北上發展的做法一樣。

在香港,一班精英帶領着社會大眾走向發展的道路。如果說,保障精英們的權益是不公平的,那麼我們儘管放棄這班人才,功能組別這個代表各界精英的架構都可以不用保留了。只是,那麼又能否保證人才會願意繼續留在這裏,為社會發展出力?未必。只要我們還需要這批社會精英、商界領袖,就要公道一點,付出相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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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們談論過功能組別的設立背景和實際意義,今天我們再繼續以法理的角度去看功能組別之合理性。

我們可以利用法理的概念去看待此問題。大家所熟悉的普通法,其實不一定能完美地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及社會上的公義。因此,自十九世紀初以來,英國自普通法以外,又出現了另一套衡平法(Equity),套用中國人的一句話,「法律不外乎人情」,大抵也可以作如此演繹),以及賦予法院酌情權(Discretion),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用以保障小眾者的利益,達至真正的公平、公正。我認為,功能組別就帶着類似的一個性質,假設單純的直選議會無法圓滿地平衡社會大眾興小眾精英之間的利益,就需要加插一套機制去保障此一平衡。

我們也可以看看其他例子。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着很多平衡大眾與小眾之間的做法,例如大學法學院收生,當然以成績論次第,只有尖子才可入讀。不過,法學院還是有一套機制用以格外開恩,讓有能力的人投身法律專業。如果考生因為民族、語言、宗教背景等因素,令到他們的成績或者入學傾向測試(AptitudeTest)表現未如理想,還是可以酌情讓他們入讀的。學府以外,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工作機會撥予少數族裔的,這也是為了保障公平。其實不必說太遠,以香港來說,我們也有類似的機制———委任區議員。如果以全民直選的機制而行,一些代表少數族裔的人士一定不可能獲選,因此,政府才會在他們之間委任一些代表成為區議員。

同一道理,功能組別正好就充當一個平衡社會上大眾與少數人士利益的機制。從這方面來看,是一種真正的公平。在公民社會、政黨政治皆未成熟的香港社會,少數精英擁有多一票的權利去選出代表自己界別的議員,以影響立法、監察政府,是有其理由的。

在這些非直選議員中,的確有部分功能組別代表的投票模式、演說內容都給人一種「保皇黨」、「橡皮圖章」感覺,未有對政府的工作和法案盡是其是、非其非的責任,難以洗脫他們只想為自己「撈油水」嫌疑,這實屬遺憾。

那麼,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認為,應該給予時間讓香港的公民社會和政黨政治再發展得成熟一點,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逐步逐步減少功能組別的議席,最終廢除功能組別,而又不會導致社會各界利益失衡。這做法正如社會聲音所謂的「逐步漸進」。如果一刀切把功能組別廢除,是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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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同「廢除功能組別」可以打破香港的困局,不過,陳雲說出了香港現在的困境。

至於錢志庸,香港現在還是二戰重光之時,百廢待興、民志未開嗎? 沒有了功能組別,就沒有「社會精英」為社會出力? 為什麼「社會精英」的利益與市民大眾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如陳雲所言,這些「社會精英」已是香港財閥的一員,「財閥壟斷過分,而且不受民主政治或民主立法的制衡,以致資本以非理性的方式擴張,終於殺雞取卵,毀滅其生存根基。

Wednesday, March 31, 2010

<轉載> 梁文道《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訪問盧瑋鑾)》



【讀書好-打開書櫃】說來慚愧,直到訪問盧瑋鑾(小思)老師這一天,我才首次拜訪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室。虧我老說自己熱愛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卻一直錯過了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收藏最豐富的香港文學寶庫。這裏不只有齊全的藏書與期刊,還有大量的剪報、手稿和各種類型的出版物。對於愛書人來說,此處別具意義,因為它是一位特級書迷的畢生心血。

盧老師真不愧是新亞傳人,對文化、對教育總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你不用上過她的課,也能在她的散文裏感到一個為人師者的真實存在。你讀她編集的文選、瀏覽她那浩瀚的藏書,便知興滅繼絕之不易。

她一輩子買書剪報做卡片,退休之際再把它們全部捐出,成立了這個特藏。如今它的網上資源每月點擊次數過百萬,惠人無數。我今天訪問盧老師,因為我想知道這份收藏的源頭。可是,早在她把原委道明之前,我就知道,那是一則感情的故事。

梁: 梁文道
小: 小思

梁: 你大概有保留東西的習慣吧。
小: 我的確喜歡保留東西、收藏東西。小學一、二年級的作文簿我一直留到大學。我爸爸媽媽也是很喜歡收藏舊東西的人,爸爸會留着他喜歡的報紙,我媽則喜歡收藏書。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讀的是私塾,我現在還有她小時候上私塾的書。例如石印本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她喜歡收藏的嗜好,也養成我現在喜歡收藏的習慣。



梁: 像你這樣子收藏,連小學時的作文也保留着的話,那些東西也要有地方放才行。
小: 我很慘的,因為小學時媽媽過身,初中一時爸爸過身,我基本上只能跟着哥哥,他走後,我就開始一個人流離浪蕩,在這種環境下,有些東西我不管多辛苦也要攬住不放。我其實也放棄過不少書,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書,大多是近30年來我在大學教書安頓下來後再買回來的,那時損失真的很多,有些比較珍貴的東西我才留下。
  所以很多人覺得奇怪,我在2002年退休的時候竟然一口氣將自己的藏書捐贈出去,這是大家都沒想到的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或許是因為我購買舊書的過程有很深刻的體會,就是你以為很珍貴的東西,別人不覺得珍貴。我沒結婚,沒有子女,孤身一人,我是否該趁自己還有能力處理時,讓這些東西有個好歸宿?老實說,以前我經常跟中大圖書館提議說,我們圖書館是不是也要有些特色,讓別人進來時覺得有些東西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但以前的圖書館館長沒理會我。

  在我退休前一年,黃太(黃潘明珠,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回來,我就向她申訴,說我的提議沒人理會。黃太一聽就覺得有道理,可能是時候到了,以前講文學沒人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香港人開始會覺得文學看看也無妨。在這種氛圍之下,黃太便出面與現在的圖書館館長提議,他是位外國人,反而一聽見就馬上決定接受我的藏書,於是我也快快的捐了。但這一來也增加了圖書館的工作,無端增加了那麼多書。這裏也有一些需要老朋友授權的事,例如《中國學生周報》22年的內容全部數碼化,幸好工作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安排好相關事項。現在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我笑說這些書都是我的子女,我的女兒嫁到一個好人家,我也很安樂了。我始終覺得這是天下公器,放在我家沒有意思,沒有人看到便沒有生命。現在能放到圖書館和網上供人瀏覽翻閱,我覺得很值得。

梁: 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有目的地收藏香港文學?
小: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別人的文化保留得這麼好,但當他們熱心地問我香港的事情,我卻完全答不上來,這讓我覺得很慚愧。所以七十年代初我回來教中學時就去讀港大辦的一個類似香港歷史的校外課程。但他們只喜歡透過舊報紙講以前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至於香港文學,他們則說:「我們不理這些東西的。」當時我的感覺很強烈,既然他們能在媒體中找到失去了的記憶,那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呢?於是我在中學教書的同時決定報讀港大,因為如果你不在港大讀碩士,便無法進入他們的圖書館看老材料。其實我那時候在中學教學,根本不需要再讀碩士,所以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不繼續讀博士,我就說:「讀來做甚麼呢?我都可以自由進出港大圖書館了。」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讀舊報紙,從二十年代末讀起,因為我只知道魯迅那時來過香港。可是我還在教中學,不能每天去看,教授就說這樣子不行,乾脆請我當助教,雖然人工不高,但可以經常進出圖書館了。從那時開始我每天都去看報紙,30年不斷,尤其當中有十年我天天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看微縮膠片。一看下去便知中計,不能自拔,發現很多從來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在你眼前出現,感覺很強烈。後來我慢慢儲下很多卡片筆記,凡是內地來香港、經過香港的作者、文化人我都做了記錄收藏。

梁: 對,你寫過不少這些文人在港的事跡。
小: 那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很多卡片還沒整理。我在中文大學最後一年才能開辦關於香港文學的課程,以前從來沒有開過,因為我還沒準備好就不可能去講。所以有人問我為甚麼不收唸香港文學的學生,我就說這不可能,收了學生要教他甚麼呢?我連自己都還沒站得穩。他們常叫我寫香港文學史,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寫史的人;但是我細眉細眼,這是我的優點,為甚麼不先做好這些細活,留下一些東西讓別人看呢?其實現在已經太遲了,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移民搬屋,浪費了很多資源,當時沒有人在意丟出來的書本有多珍稀,五元十元就能買得到;現在的人知道這些書珍貴,卻未必買得到了。

  說回那些過港文人,就像註定了一樣,那些來過香港的作家學者都沒有好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無一倖免,有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被打倒。當年他們以為離開香港回去之後可以共同建設祖國,但結果卻是很委屈地過活。他們在最精壯的時候來到香港,離開香港時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開放改革之後我去訪問他們,也有人回來短遊,甚至到我家裏看我那堆有關他們的卡片。記得第一個來我家裏看卡片的是郁風,她一邊看一邊哭,這畫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說,這些事她已經不敢記起,就算記得也不能記得那麼多那麼清楚,沒想到在香港會有人為他們做這些東西。這話對我是個鼓勵,後來我凡是去見老作家,就帶好卡片一起去。「久經風雨後,難得故人來。」我這個所謂「故人」其實並不認識他們,只是從報紙中認識他們。而他們的反應也讓我更能堅持,原來我做的事是有效用的。

梁: 我們平常看文學史、文化史,只是留意一些成書的出版物,往往忽略了一些像報紙這類的大眾媒體。如此一來,文學史就變成書的歷史了。但香港是靠報紙及通俗媒體才養活許多作家,真是要好好重視,把它們當成重要材料。很多作家在報紙寫過大量東西,產生過很大影響,但因為這些文章沒有被收錄成書,就讓人遺忘了,甚至連作者本身也忘記了。
小: 對,他們有時也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寫過這些東西。其實整個中國也是一樣,特別是上海。所以現在有很多老學者說要看回那些「鴛鴦蝴蝶派」,它們才是大眾主流,是政治歪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重寫文學史也是這個道理。麻煩的是不少作家為了謀生,用了很多筆名。例如劉以鬯先生,他在某些場合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但我問他用過甚麼筆名,許多連他自己都忘了。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某些片段,會覺得它好像是哪位熟悉的作家手筆,但偏偏又聯繫不起來,而且很難求證。唉,我做得太遲了。

梁: 你從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做這些事了,又怎麼會遲呢?
小: 我沒有人沒有錢,全靠我一個人,有很多與作家口述訪問的材料都沒辦法整理。那時候我真是孤軍作戰,連找個人談一下的機會也沒有,那時又有誰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你講這些哪有人理睬,那種獨力支撐的感覺很軟弱。

梁:沒想到你研究香港文學是在日本受了刺激。
小: 日本人喜歡搜集資料的習慣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我曾看過一位學者,他哪兒來的學問?是從《詩經》開始查他研究的某一個詞語,寫出的一本書就是他找到有關那個詞的全部資料,結論就是那個詞的演變與發源。很多人覺得那不算論文,沒有理論根據,但讓資料說話就是他們的態度。所以在京都大學的那段日子對我最大的刺激就是目睹別人如何製作卡片,看着別人如何天羅地網般去找一些他認為有用的資料。

  這裏就是我30年來搜集的。你看看這一匣戴望舒的資料,我的手現在都拿不起來;都70歲了,很難有甚麼要求。這都是我一手一腳做的,很混亂,幸好如今都已掃描入檔。

梁: 這裏還夾了一張1950年的報紙;當時你就是每天看這批報紙,影印了再做筆記?
小: 我其實不知道裏頭有些甚麼,也沒有線索,一份報紙真要老老實實看完,才能有所發現。我現在還是看舊的報紙,怕有些東西當年看漏了,但這就比較有目標了。有人說可以請研究生回來幫忙,我說不行,不是我親眼看到的資料過不了自己,有些很小的東西我也會收進卡片,好處是不會遺漏。又有些時候整個月都看不到甚麼,我便連廣告也看,這反而使我對香港三十到五十年代的社會發展面貌知道得較全面,讓我愈來愈喜歡香港,因為這裏是我從小生活的地方……一路去看她走過的腳步真是……



梁: 對社會背景的瞭解也有助於瞭解作家作品背後的脈絡。
小: 對。有人說有沒有搞錯,你做了些與香港文學完全沒有關係的資料,譬如說南方局的資料我就有兩本。但如果你看香港左派的文化活動卻不知道南方局,又怎能知道當中的聯繫?雖然我很怕政治,但結果是無可避免的。

梁: 例如這裏有一疊關於戴望舒的《漢奸一事辯》,很明顯了,當時有一個複雜的政治背景。
小: 對,是誰控告他是漢奸的呢?那些告發者還在,我也訪問過他們,其中的恩怨很特別。

梁: 你剛才說到愈是了解香港,對她的感情愈深,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小: 這份感情很特別。譬如這裏的確有很好的自由空間,左派、右派、第三勢力、古靈精怪的人都可以在這裏有發聲的機會。就算普通作家,沒有甚麼政治背景,都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位置生活下去。當你活了下去便自然對那地方有一些理解。所以我現在和年青一代說,不要錯過那些看似通俗的東西,例如「經紀日記」,它多少能表現當時香港社會,看它如何記錄、如何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及共鳴,這很重要,這才是社會中真正的聲音。故此我也很鼓勵有心人去整理一下剛才所說的這些「非書」的文學史。

梁: 你以前在新亞讀書,受錢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的影響甚深,但那個時期的新亞及中大是很強調中國文化傳承,你如何看待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呢?你在那個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的年代研究香港文學,難道沒有身份問題嗎?當時寫作的人不會有香港文學的意識自覺,反而可能覺得自己是中國文學的一員,後來大家才慢慢覺得我們這些東西原來叫做香港文學。所以我很好奇,你是一個在教育和學術上那麼用情的人,感情上你又如何看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呢?
小: 我以前一直不當自己是香港人,我相信與我媽媽和小學的老師有關,我媽媽一直跟我談的都是中國,而非香港。我未入學,她教我唐詩三百首,在中國文化中感染了我。小學時候,我的老師全部都是內地來的,當然他們也會跟學校的規章教學,例如地理,先教我們學校的位置,是在灣仔駱克道。

梁: 這麼有趣的嗎?比現在的還好玩呢。
小: 對,很有趣的。我們要看着黑板大聲唸:軒尼詩道、駱克道、謝斐道、告士打道、盧押道……所以我現在都很熟悉灣仔。這才是真正的本地化和通識教育。但那些香港街道只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考試時真正要考的還是中國地理,要畫地圖,記住哪個省份在哪,每個省份都要背。

  回頭看香港,五十年代那時香港社會的風氣很不堪,貪污啊甚麼都有,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都討厭香港。或者也跟共產黨滲入學校有關係,我們官校的師兄師姐有些也是職業學生,而且讀書最好的學生就是職業學生。他們要滲入,一定找考試考得最好的學生。看看曾德成他們,都是從最好的學校畢業。我告訴你一個例子,當時我考進金文泰,初中一第一個學期我就考第一。有一天在操場上,一群師兄師姐走過來和我說,你很聰明啊。很奇怪吧,你怎麼知道一個中一學生考第幾名?他們問我喜不喜歡讀書,我說喜歡;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有個讀書會,不如周六你來聽聽。嘩,師兄師姐找我去讀書會,很開心。我第一本在那裏讀到的書,便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說多厲害。後來這些師兄師姐全被遞解出境。

梁: 他們多大?
小: 就是高中生。那時候很厲害的,所以英國政府怕得要命。最重要就是不要進了政治部的名單。但是我讀的那間小學卻是親國民黨的,因此我最會唱的國歌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首。我們就是在這兩種氛圍衝擊中長大。當時官校的老師懶得像條蛇也不會被炒,不講政治就行了。我有個老師就是怕我們出事,他上課時說:「你們去參加活動要看看他們的招牌,白底紅字、紅底白字的招牌千萬不要亂進;白底藍字、白底黑字的才好進。」你看現在還是有這種情形,工聯會剛剛改了招牌,不然你可以發現白底紅字或紅底白字的就是左派。時局如此,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政治千萬不可亂碰。

  回頭說說香港是甚麼?不知道,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特別是我們讀中學的時候,課程內沒有鴉片戰爭。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只知道現狀有貪污之類的壞事。我從甚麼時候開始對香港有感覺呢?就是七十年代去日本的時候,你不能當自己不是香港人了,因為別人一定把你當成香港人看待。七十年代,日本人有很多投資在香港,所以他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香港的事;但他們問我,我卻回答不了。於是我一回來就開始投入看報紙,在看報紙的過程中我開始問自己對香港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我在這裏土生土長,竟然甚麼都不曉得,這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再看看三十年代那麼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做甚麼?為甚麼不去別的地方?這也是讓我思考的問題之一。例如,三十年代戴望舒來香港,為甚麼呢?他為甚麼不去其他地方?到了八十年代,我們全家移民,風風火火的,人人都離開,那為甚麼還有人逃亡來香港?對了,六十年代的大逃亡對我的刺激也挺大的。一層層累積下來的問題迫使我不得不問「香港究竟是一個甚麼地方?」在這個考慮過程中,我開始有了一點身份的認同。

  到了回歸的時候,大家都在說:到底是中國的香港人還是香港的中國人這種問題,我就省得去想了,我很懶,我不喜歡在定義上纏繞。既然我不知道,我就去求知吧。就在求知的過程中,看到香港當年在英國殖民地的管治下,左派有機會,右派也有機會,機會怎用是個人的事,但最低限度空間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時我就回中國大陸去看,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開放改革之後,我又比較早和內地有文化交流,見到老一輩的人受盡委屈,我又在想他們為甚麼會這樣,連一句埋怨的話都不敢講。我們再看看香港的羅孚父子,是不是也是個很大的刺激?他們不愛國嗎?他們是最愛國的,但是到現在羅孚一句話也不說。換成是我,早就會出聲了。所以對你剛才的那類問題我從來是迴避的,不願去想。我做好今天的事,我現在能為香港做些事,那些事將來或許有用,或許沒有用。

梁: 但從做文學史的角度去看,哪怕你一直堅持做資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恐怕也很難避免這個地域界線的問題吧,就如戴望舒,為甚麼要把他放進香港文學的收藏呢?
小: 不知道,將來的事不知道啊。



梁: 將來就不會把他看成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嗎?
小: 常常有人問我為何不把張愛玲納入研究範圍。我說,她即使以香港背景來寫作,也不等於她是香港作家,或者屬於香港文學。所以現在值得考慮的就是,你應該當她是甚麼人。

梁: 所以香港文學複雜的地方就是,在七十年代之前,沒有香港意識之前,你如何判斷甚麼是香港文學?
小: 所以我就後悔了。研究香港文學,是不應有一個地域限制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邊界與香港的政治邊界好像存在,但往來又很自由。早年的作家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來的時候或者不打算定居,但又無奈成為了香港人。那我為甚麼要定義這個人是香港作家,那個人不是香港作家呢?你剛才說到戴望舒,大概沒想到我會說將來的香港文學未必會寫到他吧。相對來說,研究文蹤是一定可以的,把他當成一個蹤跡。

梁: 假如文學史的主體不在作家的身份而在於地方呢?
小: 可以,但我還沒想透。老實說,這個研究是很稚嫩的。沒有很多人願意開心見誠來與你討論,有人會說我已有了個定義,你一定要跟着我走。

梁: 現在又有個新的情況,好像黃燦然和廖偉棠,他們有許多詩作都在大陸發表,被人接受為中國作家。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又回到你說的模糊狀態了?
小: 這是必然的,因為不論是政治的地域還是讀者的地域,一開放後必然會有這種模糊的現象。最近西西都將所有的版權賣給廣西師大了,出版的書很漂亮。將來讀者要是問西西是甚麼人,你怎麼答呢?其實不用如此強制分辨,因為文學本身已經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特點。你和馬家輝的作品均很受內地的讀者歡迎,為甚麼會受歡迎?當中一定有個溝通點,而這個溝通點不正正就是文學的作用嗎?所以我覺得不必要如此強調一位作家屬於哪個地域。我覺得將來香港文學會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梁: 就好比馮驥才一直住在天津,而且深愛天津,幫天津寫了那麼多東西;但我們不會說馮驥才只是天津作家,不算中國作家。
小: 我很奇怪為甚麼中國人就是要分得那麼仔細。那麼多人跑來跑去,地域對他們來說根本沒太大的意思。你看那些南來作家,葉靈鳳長期在港,你覺得他是香港作家嗎?也不見得吧,他在香港那麼多年,沒寫過一部關於香港的文學作品,整天躲在回憶的閱讀世界中。為甚麼呢?作家一定有自己的道理。你再看看三蘇,從內地過來的,但卻完全不寫內地的事情,寫來寫去都是香港。怎麼去定義呢?根本不可能用一把尺來量度所有的人。我覺得自己的思想在這裏還沒想得周到成熟,所以我真的不敢碰這個問題。



梁: 每當大家提起要寫香港文學史,你就跟大家說時候未到,資料不夠。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呢?還是有一天你會自己做?
小: 我經常說,我做磚,我不起屋,這是我自知的優點。我就是懂得這些細眉細眼的東西,將它們儲起來,讓將來有人用時不必再像我一樣從頭去找。我已經決定了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去寫香港文學史,這些資料則是我交給大家的東西。

梁: 今天香港那麼多年青人強調本土文化和保育,你怎麽看?
小: 我是喜歡的。殖民地時代,當局扼殺了所有關於根源的蹤跡,刻意不讓你知道,不讓你記住。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時候,我也去看過那批留守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很奇怪,我這麼一個保守的人來這裏做甚麼?我說我是來看看你們的樣子,我想很感性地把它記在腦內。小時候我對天星碼頭最有感情了,因為我經常在那裏等待爸爸下班。它要拆了,我卻完全沒問題,一句話都沒說。為甚麼他們那麼年青,又不是天天到天星碼頭的人,卻會對它的拆卸那麼緊張?當中一定有些道理,那道理不是別人眼中的「沒事找事做」,必然有些甚麼在他們心中發酵了。所以我覺得,畢竟這一代的人把這個地方當成自己的地方了。

梁: 那就是當家作主。
小: 你沒問過我就來搞我的東西,我一定要出聲,就算沒用也一定要出聲。我們那時候就是覺得沒這種必要,你就搬個夠吧,反正不關我的事,那種冷漠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質。如果要說真正的本土意識,那就是現在了。很多人說六十年代的崑南已經很有本土感覺,沒錯,他走得比較前,願意去想身份、去想委屈存在的意義。但當年這種例子始終不多,現在則是一整代人都有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本土化是在八十年代以後。但他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沒有根,往往只截取一段七、八十年代的片段,以前香港走過甚麼路他們不是太清楚,所以有些事情重複了卻不知道。以前英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不讓你記憶,所以現在他們除了向前走也應該回顧一下。請注意,不是懷舊,我很反對懷舊,如果只是緬懷過去走過的路,沒有總結經驗來幫助自己更健康地向前走一步,這種懷舊便不夠好了。

梁: 這個特藏中你覺得最有趣的重點是甚麼?
小: 我覺得每一樣都很有趣,我當然認為自己的子女每一個都很有趣,你隨便拿一篇文章來看看也很有意思。譬如二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用很先進的理念討論香港教育了……

梁: 你從前買舊書的數量驚人,盡人皆知。如今你捐了這些書,買書的習慣有沒有改變,買少一些呢?
小: 書反而買多了,但我看書的習慣卻改變了。以前我在中文大學教現代文學,可以說從三十年代一直到2002年,所有散文我都不放過。我也看小說,因為有學生跟我寫論文,他們選的小說我也要看。但現在我一點都不看了,我不再看文學,除了香港一些新的年輕作家。我現在是不務正業。

梁: 那看些甚麼?
小: 在看建築、看文化上的書,看一些日本文化發展的書。

梁: 所以現在買的書也都不一樣了。
小: 不一樣了,你找天上我家來看。大概有幾類,一類有關日本;一類是香港文化,能買多少就買多少;還有一類是建築的書,和介紹京都的書。

梁: 我記得你寫過希望以後自己別再買那麼多書,對吧?
小: 唉,就像上了毒癮很難戒,反正這又不是非法的東西。一逛書店身心都全進去了。

Saturday, March 20, 2010

<轉載> 林奕華 《陳志雲是香港之子的十五個理由》

周日話題﹕陳志雲是香港之子的十五個理由


【明報專訊】有日走過香港某大學的校園,入眼盡是宣傳廣告。吸引我停下腳步,並非因為我是它們招手的對象,而是在圖文並茂的夾攻下,我看見了高等學府如何「打造」青年才俊。我已忘了廣告中是否黑紙白字寫給大學生「增值」二字,但肯定這目的呼之欲出。即是,為了幫助新鮮人踏足社會之初不用由零分,甚至負數開始,有關部門便給他們設立「賽前熱身」講座。一個一個城中名人排名不分先後在廣告出現,有人「訓練口才」,有人「改善形象」,也有人指點什麼是「人情世故」,看上去良師益友濟濟一堂,同時亦教我感觸叢生﹕這些在課外給大學生的「補習」,似乎是實用多於啟發,而「名師」玉照更儼如反映學生的「未來」——學府是否認同各人在其領域上的成就,就是大學生值得照辦煮碗的地方?珠玉在前,使model answer的氣息益發濃厚,在香港教育制度培養出來,典型的「考試精英」眼中,他們就是被建制蓋章認同的「樣本」。換句話說,名師們位列「增值榜」,是提供現成經驗作為值得大學生借鏡的技術或者方法,如果效果彰顯,那就是社會上將多了更多他們的複製品——縱然實際結果可以不是這樣,但是主辦單位的「苦心」不難理解。


就在昨日看陳志雲「雲開月出」主動召開記者會的新聞片的某一剎那,一個念頭的誕生忽然與之前的感觸連接起來﹕假設不是發生了涉貪事件,熒幕上這個被官非陰影籠罩,卻仍不忘「安定人心」(「不要慌,不要亂,不要放棄」)的「上上等人」(形容他的位置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會不會就是香港人眼中的「理想人辦」?例如,多少父母,以至年輕人本身,會由「不介意」到「嚮往」擁有陳志雲身上的一切?


不,我真的不是有意以偏概全與嘩眾取寵。極其量,我只是把假設從不太明顯的位置推前到聚光燈下。事實上,這假設已有確鑿證據證明推論的可信可取﹕陳志雲能有信心在看似對他「不利」的氣候下「挺身而出」,這分「信心」已包含他對大眾心理的一定掌握﹕(一)媒體不會對他視而不見,因為大眾期待看見他作出交代;(二)大眾對他「不離不棄」,表面上是八卦需要,但想深一層,「八卦」只是行為,它的背後是由複雜的心理活動組成。陳志雲不怕在此時此刻弄巧反拙,可能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陳志雲」(或一干能登上封面頭版當新聞主角來幫助傳媒促銷的「名人」)的「價值」在於﹕看「他」的言行舉止時,大多數人還是會被激發起「他『有』而我(們)『沒有』」的「一種目光」(uncertain regards)。不論出於妒忌或羨慕,媒體上「陳志雲」所象徵的「吸引力」,更多應是來自他對我們的欲望的操縱——誠然,若是在看見他的時候,只會讓我們滿足於他「沒有」而我們「有」,那便等於咒語的魔法已被破解。舉個例說,誰不希望陳先生的酒渦是長在自己臉上?


不如,就讓我們由最表面的「酒渦」說起。


(一)酒渦﹕


酒渦,顧名思義,是「酒」加「漩渦」,兩樣都是叫人「無法自持」的東西。酒渦和其他受諸父母的外表條件和身體部位不同,它沒有美醜之分,分別僅是「有」和「沒有」。而「有」已經是「美」。不信,請提名一個長了酒渦而失分的例子。「有酒渦,冇醜人」。也沒有不因此而被「看見」的人。「你有酒渦……」當事人難道不照鏡?這句說話卻總是被「沒有」的人拿來提醒「有」的人,但酒渦的實際好處是什麼倒不見得人人知道。原來可以是「讓笑容更親切,因為酒渦使人看見純真」。


能一眼被看見的「純真」就是「方便」,它能使人放下或減低戒心。陳先生在這方面不容否認得天獨厚,給他從行政人員躍身演藝工作大開「方便」之門。對於……不要說入娛樂圈,就是連日常生活也沒有「觀眾緣」的人而言,長在他人臉上的「財富」當然也可以是自己的「刺痛」。


(二)變身﹕


傳媒人——尤其幕前的,永遠不能缺少變魔術的能力。法力愈高,幕前的魅力便愈大。因為那是令大眾目不轉睛的最大本錢。陳先生投身幕前的決心可見諸他對個人形象的變化。或者,這也是為了達致「寓工作於娛樂,寓娛樂大家於自娛自樂」的雙重目標。「電視台(男)高層」在過去都是「其貌不揚」,但自從陳先生掌政,他的角色(不是會計師而更接近是「推銷員」(包括之前的政務官))、他的專長(由內務轉向建立關係網),加上電子媒體過去數年的營業額受到網路衝擊,它們各階層員工的「功能」亦趨向一身兼數職。Multi-tasked的職業需要給予陳先生一個「最佳舞台」讓他「千變萬化」——這,應該就是特首如何甘辭厚幣亦無法成功挖角他當廣播處長的原因﹕與其說陳志雲是TVB的人肉台徽,不如說,時代變化因緣際會,是TVB成就了陳志雲由制度裏的一口螺絲釘,化身翩翩起舞的花蝴蝶。對於大多數只能是螺絲釘的制度維持者,誰不想一嘗自由自在,但又不會消失在大眾眼前的滋味?


(三)英語﹕


每年邵逸夫獎頒獎典禮,陳志雲都讓觀眾再次見識大學生的今非昔比。收起花俏的造型,專攻字正腔圓的英式口音,陳先生經常把身邊的co-host鄭裕玲給比下去——她也是英語對答,但嫌太美國化,也就是「不夠有文化」。陳先生的英語能力(魅)力不只給人「勝任」感覺,更有「眾星拱月」的「氣勢」——性質不同娛樂節目的學術頒獎晚會,得獎嘉賓大多腆,司儀如是獲得更多「表現」機會。雖不致於喧賓奪主,但無可否認,「行雲流水」的英語確實有助陳先生「鶴立雞群」——看,「階級」這回事還是有高低之分,「高」者,見諸番書沒有白念,「低」的,則只能望「洋」興歎,雖然那些字句不外乎是什麼獎和誰得獎。


沒有辦法了,誰叫英語之於香港人不同它之於新加坡人,不是生活工具而是身分象徵?


(四)韋家晴腔﹕


每當韋家晴腔在空氣中響起,就是人民關懷像毛氈,像棉被般「送暖」而來的時候。《鏗鏘集》、《向世界出發》、《一百萬人的故事》中每集的詳細內容,容或將被歲月淡,被人們遺忘。忘不了的是「旁白」的感染力——那裏被特定的腔調觸碰,那裏就有值得觀眾悲天憫人的地方。幾乎已成香港紀錄(或遊記)片集的旁白代言人,「韋腔」聽上去已從一種功能,變成一種靈性——即使不是化腐朽為神奇,至少這把聲音令大眾心目中平淡以至乏味的紀錄片增添了絲絲的「人性」(抑或戲劇性),就是這樣,觀者恍如也在觀看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靈魂的存在。


明明應該是Seeing Is Believing的時候,是韋腔發揮作用讓耳朵轉過來扮演眼睛,好處是,大家不用再為什麼是真實爭辯不休,因為一把充滿感情信息的聲音,已經提供觀眾需要的全部註解。


(五)口才﹕


香港人對口才的嚮往一般基於兩種需要﹕(一)希望惹人注意、受人歡迎;(二)在化解麻煩,甚至推卸責任時,姿勢最好漂亮、瀟洒。所以,香港人認為口才了得者通常乃詭辯之士,又或「無厘頭」。前者能夠順應大眾的犬儒性格,後者除了也是犬儒產物,更可讓人滿足對自己「有個性」得來又不會給人製造威脅的想像。所以,香港人對「口才」的需求是「守株待兔式」的——願意買票去聽棟篤笑的人,遠超於培養自己做棟篤笑者。


陳先生也有做過類似的舞台演出,但那是「訪問」。而一切緣起於以他名字命名的「飯局」系列。「訪問」與「棟篤笑」都是以語言藝術取悅大眾,差異在於一個專以揶揄和得罪人搏取掌聲,另一個剛好相反,就是把棟篤笑需要的鮮明立場消弭於觥籌交錯、賓主盡歡。以陳先生主持的訪問風格而論,看點是讓受訪者在險象橫生的八卦題目下安全陸。「口才」在他身上有如降落傘,降落傘既是「逃生用品」,這就說明,當窘境出現在他本人身上時,為什麼他會選擇以「現身說法」來顯露生存意志。


一切能夠顯示「生存力量」的東西,都會令香港人眼前一亮,心生共鳴。


(六)慈善﹕


TVB的「公信力」是由主辦慈善活動起家——一九七二年6.18雨災請任白復出與雛鳳合唱《李後主之去國歸降》到今日已成佳話,之後一年一度的《歡樂滿東華》及與其他公益機構攜手合辦的籌款晚會,無不有助電視台的公共形象。但真要說到機構的慈善形象,全天候體現在一個行政人員身上,陳志雲是開台以來第一人。因為,由《志雲飯局》到《志雲上素》,全香港都知道(一)他茹素;(二)表明是天主教徒,卻又有志雲大師的稱號,雖說名字不外是戲謔,但大眾對於藝人「明明不認識,卻像老朋友」的似熟還生,還不是由這裏一塊,那裏一段的印象撮合得來?故此,陳志雲的「慈善形象」,既是承襲「歷史」,同時開創「個人風格」﹕身居高層本該酒色財氣都多,大眾卻可能在陳先生口中聽得最多說﹕「我食齋」,而對他另眼相看。「齋」這個字就有修行意味,不殺生,少肉慾,能在娛樂圈中清者自清,即使盛傳陳先生月薪年薪多少,這些數字只會讓人更加欣賞他的發財立品。


加上未曾成家立室,陳先生這位「好男人」的另一半仍是虛位以待屬於「公眾」的。一方面他沒有慾望,另一方面,頻密的曝光又讓大眾把幻想投射在他身上,既有宗教信仰又被捧為偶像,可說是面面俱到、功德無量。這樣的一個人怎能叫人不折服?


(七)虛假﹕


不要看香港人拍得最多的類型電影是黑社會片,便以為香港人最講義氣——幻想世界往往是對於現實不足的補償,銀幕上以手足情兄弟愛建立倫理價值,反映銀幕下這些精神買少見少﹕社會一日比一日關係利害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只會淪為投資市場的負資產,大家當然不會浪費人力心力在得不到對等回報的付出上﹕一日賣出三百個假,三年賣不出一個真,為何要是眾人皆假我獨真?


如何假,有多假,以至明明是假卻有辦法使自己相信「那是真的」盡皆成「社會學」。傳媒馬首是贍,帶頭示範「偽術」也可以是「藝術」。陳先生麾下每多「真情流露」的製作,偏偏它們引來不少「節目流於矯情、煽情」的批評。以《一百萬人的故事》為例,面對貧窮線下的受訪者時,主持人愁眉苦臉,鏡頭愁雲慘霧,旁白(陳志雲)更是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更愁,很難不令主角變成配角。


但從娛樂性的角度來看,唯有「反客為主」才能令觀眾免於一不小心便陷入「旁觀他人之痛苦」的痛苦中。陳先生和他的製作團隊從來看不到「憐貧」也可以是「嫌貧」的變奏,是不是因為「假的真不了」——每個位置的人都太在乎自己的表現(變成了有太多姿勢)而忽略了節目的本質(關懷)?


在TVB劇集一齣比一齣來得誇張的今天,香港人早已習慣有樣學樣﹕在生活中演技大過天,而且相信那不等同「假」。


(八)人氣﹕


香港人的矛盾﹕渴望自己成為焦點,但又害怕它所引致的後果,怕被針對,怕被孤立。自信不足,但又野心勃勃。最好是有靠山做後盾,「挖祖墳,吃後代」,一切都由別人埋單。屆時就不再有「後顧之憂」,因為只講「個人鋒頭」,不談「個人責任」;只有「個人作風」,沒有「個人信念」,抑或唯一信念就是「個人利益」?


無重一身輕的「人生」,好處是不會構成信譽破產,頂多是碌爆人情信用卡。但信用卡一張爆了可以申請第二張。信用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和品牌(branding)無異,都可以是為了經營而經營——空殼公司、空殼網站,美其名賣「精神」(又名概念),實際是買空賣空。


但有一個名字總比沒有好。難怪「冠名」風氣日益壯大。沒有人氣的人買名氣,徒具名氣的人賣名叫「品牌」的自己。來來去去,不外乎是沒有內容的東西在買買賣賣。


所以說,今時不同往日,現在大家關注的,已不是陳先生能不能沒有TVB,而是TVB沒有了「陳志雲」之後,又會進入另一個怎樣的紀元?之前說,大機構如TVB沒有了誰都將如常運作,陳志雲的來去,將會證明他是否已經以個人力量,改寫一個機構的歷史。


(九)青春﹕


「男人五十」如果是一部電影的名字,就算男主角是劉德華,你猜投資者容易找嗎?唯一一個我能想像的例外,是開拍《處男五十》,而且附帶條件是男主角不是不可以五十歲,但看上去絕對不能像已屆不惑之齡。又要像「處男」,又要不似五十歲男人,哪裏找?


別把主題扯遠到北極去了,但你別說,穿上厚甸甸禦寒滑雪裝備主持《冰天動地》的陳志雲,看上去確有點與真實年齡不符——儘管誰作同樣打扮也可能年輕一截﹕運動需要活力,活力使人青春。最佳例子是英國企業家Sir Richard Branson。坐熱汽球橫越歐洲是等閒,還要帶動太空旅遊的他,今年到底貴庚?原來已是五十有九。由做生意到尋歡作樂都以冒險做前提的這樣一個人,除非到了動彈不得的一天,否則「老」與他應該無緣。


Branson「不老」,是他以不斷實踐夢想來提醒人們不要太早、太快把腳步停下來。唯獨他無懼一個人往前走,更不需要讓身邊包圍年輕人來襯托他是青春的。


青春,其實也可以用旅行團做比喻:有人跟,有人帶。電視行業在香港老化得這樣快,就是跟隊的那個(些)人竟誤會了自己是帶隊。錯認的原因,一來是他(們)把幻想當成夢想,二來,是周圍的人彼此吹噓互相奉承——明明是走別人走過的路,卻因為造型似模似樣便說服自己真有拓荒精神。


(十)Glamour﹕


無最大顆最耀眼的明星是哪一顆?極有可能是陳志雲。被這個答案嚇倒的人大抵還活在上世紀七十或八十年代。實際情是,自踏入九十年代始,無的花旦小生的成就一直沒有太大突破——以花旦論,鄧萃雯最紅的今天,演的還是古裝人物,不像《家變》中的汪明荃、《網中人》的鄭裕玲,全是「時代女性」。TVB劇集現在已變成過去的「民間傳奇」,觀眾雖也擁戴劇中人,但這類觀眾恐怕不是電視台最想建立的高消費族群,導致收視率再高也賺不了多少高消費品的廣告生意額。


只好節流節流再節流。花旦小生來去都是那幾個人在玩音樂椅。TVB的熠熠星光像是壞掉了的燈泡般愈來愈暗。但也有種說法是陳先生的捧人策略是「人望低處」﹕男的先後有崔健邦、王祖藍,女的,近年最有印象偏又教大家印象最模糊的,是《美女廚房》、《一擲千金》、《味分高下》等綜藝節目中被命名粥粉麵飯啤梨蘋果梳打忌廉的美女助手們。如此這般,幕前幕後兩邊走的陳先生,又怎能不顯得高人一等,能者多勞﹕是「推銷員」,又是「貨品」,而且必然是「鎮台之寶」。


以前的「鎮台之寶」是阿姐。不是說今日阿姐沒有收視率,只是時代不同,從前的人欣賞演技,今日的人崇拜權力。電視劇中的大婆二奶鬥得再你死我活也不過是現實的翻版。當不需要劇本,或媒體上日日更新的蜚短流長才是最佳劇本,當然是身歷其境的人更能吸引眼球,更惹媒體在他身上火上加油。


藝人再「火」,也「火」不過操藝人生殺之權的那個(些)人。


(十一)創意﹕


自梁淑怡給香港電視史留下「女強人」的烙印後,香港的女電視人便一直活在她的陰影下﹕再沒有名字可以承傳、接棒她的強烈個人風格,即使在TVB戲劇組權力榜上居高不下的曾勵珍,從「古」到「今」,監製戲劇無數,卻少見「劃時代」或「個性」作品。直至陳志雲近年活躍於創作與行政兩大部門之後,無劇集才從「陽盛陰衰」轉變成「陰盛陽衰」。


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流轉所致?還是陳志雲的陰性磁場有意無意影響了TVB的風水?上世紀末還是「男兒」、「雄心」等系列執收視率牛耳,踏入二千年恍似兩性權力大執位,首先是《大長今》以外購劇寫下收視奇蹟,繼而便是時裝古裝的港版長今大行其道——你以為《宮心計》是唯一翻版?《溏心風暴》中的「大契」、「細契」何嘗沒有尚宮之間翻雲覆雨的影子?


媒體對於陳志雲偏愛的男性藝人(又名「愛將」)一直情有獨鍾,忽略了二千年後無的老牌花旦王一一「翻紅」或保持「紅不讓」,他其實也應記一功。薛家燕對他讚口不絕,鄭裕玲能站穩主持一姐,阿姐戲路愈老愈縱橫,李司棋更是在演劇生涯上遇上堪稱「否極泰來」的轉變,證明無這位總經理煞是念舊,又與有輩分的女藝人特別投緣。請別忘記,自己人以外,亞視過檔來到無的謝雪心一炮而紅,佳視之寶的米雪今日也撐起半邊天,加上袁詠儀回巢,戚美珍復出,陳玉蓮一閃而過,周海媚連開兩劇,女性的力量確在陳志雲時代有重拾光輝之勢。遺憾的是,「她」(們)仍然被創意欠奉的劇本所犧牲。所謂好戲,就是看她們互相摑打,互相陷害、互相整治、互相折磨。說得好聽是政治鬥爭,但依我看重重覆覆的勾心鬥角,不過是變相結合兄弟之鬥與婆媳之爭。


花旦在戲劇裏爭權,模則在綜合秀中鬥低能鬥白痴。兩個世界再不同也是由一條主軸貫通﹕男尊女卑的傳統父權中心思想。於是,管它時裝古裝,總之女人就是少不了和離不開男人的目光與視線。造成標誌陳志雲「創意精神」的節目貌似多元開放,實則內容與價值均是「五十年不變」,一切以維持安全及保守的「現狀」為原則。


連所謂的文化節目亦不例外。《向世界出發》是明星遊記,模式分明向英國BBC的同類節目借鏡。問題是,Michael Palin的劇本不可能(全部)假手他人,但《向世界出發》的包裝再新穎,坐下來看不到一集便知道它是換湯不換藥﹕走馬看花,蜻蜓點水。世界再大亦大不過被旁白一直嗡嗡嗡地提醒我們不要忘記的香港式價值觀。「你睇,阿姐(汪明荃)也要學習『能劇』來自我增值……(大意)」,使我不禁要問﹕自我增值若是如此重要,是否應該由問明白自己是誰,有何欠缺開始?但是,「我是誰?」的答案從小到大都是多想無益,既然接受想也無益,那麼終日念念不忘要自我增值的意義又在哪裏?旁白者念念有辭要達到的效果,不是自我催眠又是什麼?


(十二)性﹕


創意是推動改變和進步的能源。陳志雲時代的節目包裝多過創意之處,由今時今日女性的社會地位未曾得到反映或提升便可見一斑。弔詭的是,陳總與之前的總經理何定鈞比較,他那陰柔的氣質、柔軟的身段,沒有一樣不被大眾投以「陰」性的偶像,當然包括他的性取向,只是被傳聞同性戀是一回事,由他執掌的節目風格卻不見對待性別刻板有絲毫反省,更遑論改變。


不給傳統異性戀以外的情感關係有任何曝光機會,可說是維持TVB的一貫宗旨——在TVB劇集建構的世界裏只有「人」,沒有「性」,只有用演員或旁白念出的「內心獨白」,沒有讓觀眾自己體會或觀察角色的「心理狀態」。所以,或可以說,陳志雲的節目策略,就是讓「性」等於女體然後歸於綜藝,「情」因不涉及肉體而可以放在觀眾層面盡量廣闊的戲劇時段中。


靈慾分家、性愛不能合一可以是出於自由選擇,亦可以是被抑壓造成的不自由。今日香港文化正正反映出高度抑壓如何扭曲了這個城市的價值觀——只要在報攤上看一眼,無數以譴責作為藉口來販賣、渲染、剝奪女性身體的報刊雜誌,盡在向道貌岸然的香港人招手。這種行銷模式,是方便消費者在消費別人後繼續保持道德姿態。而香港人到今天的最高道德指標就是「宗教是上流,性是下等」。陳志雲個人回答傳媒問他是否同性戀者時,他的答覆與上述主流價值觀不謀而合﹕「我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天主教是不容許同性戀的,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我沒結婚沒拍拖,就覺得我一定是同性戀。」


媒體當然不會因為這答案而對依然單身,又在傳奧運聖火時「扭扭」的鑽石王老五放棄明查暗訪,只是相對於異性戀的藝人,「性」已成為禁忌的事實反而令一直沒有性醜聞(緋聞也沒有)的陳志雲少受了過往有同性戀之嫌的藝人所受到的恐同待遇。


(十三)手腕﹕


無電視是邵氏王國轄下的業務之一。邵氏的靈魂人物由邵逸夫到方逸華都是香港的「傳奇人物」。陳志雲在二人身旁有小心攙扶,也有相陪在側,而且大多春風滿臉,感覺似子侄多於員工。這些留影給普羅大眾的印象是,能在一個王朝內佔有一席之地的此君肯定並不簡單。


不簡單的意思,未必指對工作或辦事能力高人一等的推崇。更多是暗示「聰明、醒目」,如何有助一個人扶搖直上。在這次涉貪事件前,陳志雲被形容為「方小姐身邊的紅人」,甚至連「韋公公」的標籤也被技巧性地貼在他的「分身」韋家晴身上。觀其種種,香港人就是喜歡看見有人為了生存而層出不窮地使出手段,這樣便毋須思考如何才可完善自己。


(十四)EQ﹕


高EQ可不可以是一種魔術?可以的,只要魔術師熟習環境、悉知觀眾心理,他還是可以表演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以不變應萬變,乍聽有違魔術的原則,其實魔術師只是把情緒變化高度壓縮。而不能讓它穿幫的過程,叫做「控制」。


所謂「控制」,是魔術師要作出各種姿勢,讓觀眾相信他能從無變有,從有變無,其實他只是把有的東西收藏在大家看不見的某處。矛盾在於,「控制」也可以是一種破綻,因為愈是增加它的力度,愈是容易暴露這場魔術表演的動機——魔術師基於職業需要,他就是要證明權力在自己手上。


證明,往往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魔術師要反客為主,首先得說服自己有說服別人的能力。然而高EQ作為魔術,它也許不是真的在說服別人,反而是令自己陷入對自己的迷信中。於是在變魔術的過程中,觀眾能感受到魔術師的焦慮,觀眾亦漸漸能在他對自己的迷信中,看見他正在把自信心變走。


在這個高EQ被奉為迷信的時代裏,多少因自知平庸而自信不足的人,都在尋找別人作為他的觀眾,來感受自己的存在。表演高EQ的人不怕面對群眾,正如魔術師在作法時必須鎮定;表演高EQ的人在面臨逆境仍能保持情緒穩定,就像魔術師為了控制大局而必須控制自己;表演高EQ的人人際關係良好,與魔術師和觀眾的關係差不多,彼此都樂於享受在遊戲規則之下的各取所需﹕不應該看見的時候不要看見,應該看見的時候不要看不見。


(十五)青雲路﹕


在和大學生交流的經驗裏,我發現他們經常分辨不出「答案」(answer)和「想法」(opinion)。問他們對一隻水杯有何想法,通常在一番沉默後,都是小心翼翼的,但又總是捉錯用神的回覆,譬如「水杯裏有水」。當我鼓勵他們表達對「水杯」的設計或由這一隻聯想到那一隻的「想法」時,眼前的一張張臉看似遇上最艱深的考試題目,由此,我明白教育如何嚴重地扭曲了他們的認知和思維。任何東西,只要不是他們主動地感到興趣,就會是「意義不明」,故此,對於他們,這些東西的「意義」不可能往內探求,於是在被問到有何想法時,他們只能猜測問問題的人是否有既定答案,情就如中學考試時,答案不是A就是B。


他們都是一些被失敗的教育剝奪了自我溝通能力的年輕人。光從表面來看,他們並沒有這個問題,甚至他們還可能以為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即使有所欠缺,亦不過是高人、前輩、專家提供的指點,這些指點,最好又是一兩個小時便可以掌握、應用的竅門。然後,他們進入社會、進入建制,成為不問原因便維持、捍衛社會價值的人。然後,生活遇上莫名其妙的變化,開始慌,開始亂,想要放棄,然後總算明白別人提供的想法不見得適合自己,原來最能陪伴自己渡過難關的,是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陳志雲日前往大學與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分享求職與入職心得時,當中可有包含他在最近這些經驗所得到的想法?

Saturday, February 27, 2010

<轉載> 盧曼思《精衛填滄海 司徒華》

給華叔的生日卡

《信報》

撰文、採訪:盧曼思 
攝影:何澤
版面設定:賴永源
編輯:李子均




華叔,生日快樂。

明天(二月二十八日)是你七十九歲生辰,踏入人生第八十個年頭,你說,有兩個生日願望:一是抗病延年,二是爭取時間寫畢回憶錄。

你的回憶大海泛起滔滔巨浪,深不見底,一旦潛入身子就被那沉重的水壓壓得愈墜愈深、愈墮愈下。然後眼前出現一個黑洞,踏着浪花踢腳閃身躍進,黑洞呈現槍林彈雨、血流成河、坦克輾過……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的天安門廣場。

那晚,你在家中對着電視機呆坐通宵,翌日拖着疲累僵硬的身軀到達跑馬地馬場,六百萬手臂纏着黑布的香港人看到你在台上暈倒。那年,你五十八歲。

暈倒再醒來,此後你司徒華的名字,跟八九六四再分不開猶如用超能膠緊貼着,不論衛奕信還是董建華,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均如扯大纜敗倒般跌落地。

你的堅持、你的執着、你的頑固、你的企硬,二十年間成為八九六四iconic中堅,如今碩果僅存。

當年見證你在馬場暈倒的百萬人潮,二十年來有人選擇失憶、有人選擇忘記、有人說要向前看,有人又說一切要以國家繁榮穩定經濟起飛搵錢搵錢再搵錢為上。黑洞埋藏的歷史真相,被人塗脂抹粉。

除了你,華叔。

是什麼令你,如此堅持、執着、頑固、企硬?

是什麼令你,不懼主流湧過來那一波又一波壓力巨浪、逆流而行?

是什麼令你,不受誘惑、分清是非黑白?

我們願意在你的回憶大海裏,深呼吸一口氣,用力潛入海底最深深處,尋找答案。

醜小鴨變海燕

時光倒流八十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香江漁港,剛慶祝農曆新年的維港兩岸,漁火閃閃。農曆正月十一日,司徒華在留產所出世,命運將他安置到草根家庭,父親是船廠工人、母親是文盲,一家十口迫在小小的唐樓單位。司徒華是兄弟姊妹中的老三,但三哥小時自覺被忽略和歧視,「讀書成績永遠及不上兄弟姊妹。」感到極度自卑。
一天,父親問三兄弟:「你們長大後想做什麼?」司徒華的兄長答:「我要做科家學。」父舉起姆指;弟弟答:「我要做將軍。」父大讚膽識過人;輪到司徒華,他想着想着,竟然一個字也答不出,父於是失望地搖頭,為這個沒志氣的孩兒嘆息。

小三升小四那年,司徒父失業,在已入學的兄弟姊妹四人中,要挑出兩人停學,爸爸眼中沒志氣的老三自然被選中。自此,司徒華變得更內向、自卑、寡言。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自小被人看低,他習慣反思和檢討。

童年在灰色的自卑洞穴度過,但他不會忘記每年正月十一:「每年生日,我的祖母都會送我一隻雞髀,因為我過繼了給早離世的叔父。」肥美的生日雞脾,雖不是由生父送上,卻是司徒華童年最不平凡的點滴回憶。

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司徒華與家人從避難故鄉返港再有機會上學,入讀油麻地官立書院,其後升上官校皇仁書院,但少年日子仍是平平無奇。

在平淡如水的歲月,司徒華在他那一個人的洞穴中,閱讀一本又一本童話故事,找到心靈慰藉。漸漸,他那如泥膠般任人搓圓撳扁的內向性情,塑出立體雛形。

他在安徒生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中,先幻想有天會變成天鵝。後來讀到高爾基的《海燕之歌》所言:「所有的禽獸都懾服匿藏起來,只有那海燕,迎着暴風雨飛去……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吧。」他想得更深:「醜小鴨又好、天鵝也好,必須學習海燕。」

後來,他真的由醜小鴨,變成海燕。



愛斯基摩人捉豺狼

中學畢業那年,司徒華為自己列出三個志願,依次為:航海員、教師、文員。

司徒華幻想自己在大海無拘無束乘風破浪,故將航海員列作首選。「怎料當年父親身患絕症,我只想快點出來找事做。」於是放棄選修兩年的航海課程,改為入讀一年制葛量洪師範學院,「但父親在我未畢業就離世。」
教書,多麼平凡的職業,與他小時平平無奇的個性配合得天衣無縫。

五十年代香港,是內地解放後的樂土。司徒華走出校園就教了四十年小學,其中三十一年是當校長。但男人教小學嘛,在別人眼中仍是一句:平平無奇。

華叔卻為自己教了半生小學感到無比光榮,「我什麼都教,體育教、音樂又教。」唔識彈琴點教音樂?「不彈,只唱。」體育又如何?「做吓體操,郁手郁腳冇難度。」他的強項其實是中文和數學,「六十年代,我的學生參加小學會考,成績空前絕後。」

小學校園純潔如樂土,司徒華在安穩的日子,攀上了工作崗位顛峰。日復日他的人生滿是「中英數社科健」,年青司徒華忘我投入小學生的哈哈笑聲。

二十、三十歲人生花樣年華,司徒華每年生日都在忙碌的校長室度過,沒有慶祝,也幸福得沒有許下什麼願望。
每當放學鐘聲響起,司徒校長又會拿起大疊原稿紙,化身《兒童報》總編輯爬格子。司徒老總原來是童話故事寫作能手,有時化名「張方能」、有時又叫「莫邪」,寫下無數篇司徒華原創童話,最記得筆下有個《愛斯基摩人捉豺狼》故事:

愛斯基摩人為成功捉得豺狼,想到一條好橋:預先在利刀上塗上鮮血,用腥味吸引豺狼。然後,利刀放在雪地上,豺狼經過果然停下,不斷舔刀子上的血,但愈舔刀子就把豺狼的舌頭割得愈深、流更多血,致豺狼失血過多暈倒。愛斯基摩人最終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豺狼捉到手。

平凡的司徒校長,動腦筋寫出無數個不平凡的童話,猶如魔術師默默啟發六十年代的香港兒童反思。「當年毛孟靜、周兆祥、文世昌都有投稿來《兒童報》。」

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後,司徒華真的當上他筆下的愛斯基摩人,可是眼前的豺狼太狡猾奸險,一九八九年至今也捉不到牠,雪地上的愛斯基摩人卻一天一天老去。

兇猛的豺狼來了

那如童話故事般美妙的日子轉眼消逝。七十年代,香港人踏進火紅抗爭歲月,既要保衛釣魚台,也得反貪污捉葛柏。教育界當時亦泛起社運巨浪││削減文憑教師入職薪酬。

平凡的小學校長司徒華,因為時代逆轉而變得不平凡,從此由童話走入現實。

七一年,官校教師錢世年部署組織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邀請司徒華出任副手。其後官校教師意識到,削減新入職老師薪俸,只是港英政府為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縮減開支的第一步,決意站出來抗爭,籌辦中的教協成員亦加入。但在緊張關頭,錢世年卻因當選市政局議員而退出教協陣營,司徒華唯有補上擔大旗。

一九七三年,是司徒華回憶大海裏,布滿繽紛珊瑚最亮麗的一角。由他率領的兩次罷課抗爭,最終成功爭取文憑教師薪酬重新與公務員總薪級表掛鈎,在香港工運歷史寫下重要一頁。

司徒華當上工運領袖,是時勢做英雄,難得他接棒後就全情投入幹下去。不要忘記,醜小鴨誓要變海燕。

罷課成功,司徒華即領導教協正式成立。七十年代末,教協是知識分子為公義發聲的擴音機,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金禧事件參與調查校董會貪污、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歷史……華叔帶領教協示威抗爭,矛頭對準港英政府,他當年是英國佬的眼中釘吧?

「無話什麼眼中釘……」八五年,司徒華循教育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不僅被英國人另眼相看,同年又獲中共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之中說過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不過,華叔的版本卻是「許家屯來到我家,邀請我加入共產黨,但我拒絕。」

他不僅是中共眼中明日之星,也是港英認為不容忽視的民間力量,因他自組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爭取八八直選。中英談判陣式擺好,當年司徒華頭上的政治光環亦閃閃生輝。

當時,他已經五十四歲。

童年自卑的醜小鴨,因為時勢、天意、際遇,走到社會最前線。然後一個又一個的社會議題和經歷,衝擊那個平凡、內向、性格模糊的司徒華,將他變成敢言硬朗、實事求是、敢於挑戰權勢的海燕,在雷電交加中勇往直前。
然後,兇猛的豺狼來了。

老去的人、孤身的燕

司徒華的八九六四故事說過很多遍,有幾個片段教他永誌不忘。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司徒華在八號風球中堅持翌日遊行風雨不改,他家電話響過不停:「不如取消啦,橫風橫雨。」華叔一意孤行,「我覺得,一定要行,這樣的堅持,我一生難忘。」

結果,一百萬人在風雨中,和華叔一同由維園走到新華社,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在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誕生,由華叔領軍,主席一做二十年。

六月四日,香港人見證華叔在馬場暈倒,之後他被抬到後台。戰友李柱銘問他:「退出草委好嗎?」華叔點頭,之後李柱銘宣布兩人辭職。從此,司徒華和中共劃清界線,由八十年代紅色新星變成北大人的眼中釘。

「最後一次回國,是八九年三月,在白天鵝開草委會。」

「六四過後不久,時任港督衛奕信派李鵬飛來傳話,叫我不要再搞支聯會。我向李鵬飛拋下一句:『你不理解我。』」

「六四沒有改變我,我沒有失去什麼,只令我看清共產黨真面目。」

九七前,他將支聯會的資產全數搬到國外,當年李卓人帶上北京支援學生的捐款,被中共充公後留下一張收條,「收條至今仍保存着,在一個神秘地方。」

回歸後,董建華三次勸司徒華不要再辦支聯會,華叔都沒有理會,繼續做他的主席。慢慢地,坊間批判司徒華「獨裁」、「食古不化」、「老頑固」的聲音,愈來愈響。

就連部分聲稱支持民主的年輕記者,亦說很怕找司徒華,怕被駡:「點解冇帶錄音機、點解中文咁差、點解唔做功課……」

加上,華叔老了,不再是議員、不再有公職、不再掌舵教協,只有一個支聯會主席的銜頭……支聯會啊,二十年前暴風雨那天,它不曾是香港人心裏最神聖的麼?

只是二十年間,和司徒華起步的大隊,走的走、去的去。只有他,堅持留下,卻逐漸被歲月和香港人遺忘。八十年代他頭上的政治光環,黯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直至近日傳來華叔患癌的消息,我們開始反思:香港,還有幾多個司徒華?

香港,還有幾多人好像司徒華一樣,願意擺出獨裁食古不化老頑固的姿態,二十年來義無反顧大喊平反六四?

然後我們明白:香港,有個愛斯基摩人,耗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豺狼,而他身邊的所有戰友,在豺狼的誘惑中選擇自我迷惑,寧願相信豺狼是羊。愛斯基摩人,從此在雪地上孤單地走着。

還有:香港,有隻醜小鴨如願變成海燕,過去四十年沒有因為風雨和安危而懾服匿藏過。海燕曾是維港上空最亮麗的雀鳥,可惜人們不再仰頭,但海燕依然奮力拍翼,卻已筋疲力盡。

祝福愛斯基摩人、祝福海燕、祝福華叔:身體健康。願你能繼續固執地,為正義,翱翔千里。
也希望,我們的家,有更多愛斯基摩人與海燕。

後記:華叔故事豈止4000字

司徒華是在長大後翻查《萬年曆》,才得悉自己的西曆生日:二月二十八日。

退休後,華叔每年生日,他的舊同事、好朋友、學生、教協戰友,都會分別約他吃飯賀壽。今年,他們會一次過為華叔擺幾圍慶祝。

記者於此收筆。但華叔的故事,又豈止這四千字?

究竟當年許家屯和華叔之間說了什麼?華叔又如何「拒絕加入共產黨」?「我問了許家屯幾個問題……」什麼問題?

「吾爾開希和柴玲,走出去前我都有見過他們。」真的嗎?

最精彩的,仍埋藏在華叔心中,「我將出版回憶錄,定會寫出來。」都說他那回憶大海深不見底。好,我們等着。

Saturday, February 20, 2010

Wednesday, January 27, 2010

轉載 《四議員辭職演辭全文》

我未必完全同意公社五人的很多做法,但不代表其他人可以隨意剝奪他們發言的機會。為何建制派連聽取其他意見的胸襟也沒有? 以為不入會議記錄,以後就無人評說,那,未必太自以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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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明報 1月28 日。

公民黨、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原訂在立法會發表辭職聲明,但因建制派議員離席,令會議流會,未能宣讀聲明。


陳淑莊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著,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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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發言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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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發言的全文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一、

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 民進黨 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 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己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五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 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構陷羅織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五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

溫家寶 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 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衷,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 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

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五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那些是應改變,那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 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温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 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著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

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裡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著失敗被打到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著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裡大部份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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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此次同黃毓民、梁國雄、陳淑莊、梁家傑一同辭職,是以「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作為請辭的理念。本人是次請辭是因為不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依然存在。本人是次請辭是不滿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而問題至今未獲改善。辭職是希望可以為停滯不前的民主制度帶來更大的改變,辭職是希望可以促進新的思維,推動香港民主政制邁步向前。「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我們絕不能目睹港人的權益被踐踏,而不採取行動。

平等民主的理念,其實早已被多位偉大的政治家所認同。由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杰斐遜等著名的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草擬的美國獨立宣言便提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由此可見,只有由被統治者選出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若政府不能保障此等權利,人民便有權更換政府、廢除政府。

在太平洋的另一彼岸,我們所敬仰的國父孫中山亦指出,選舉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孫中山民權理念中,人民擁有的4種權利,便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及複決權,只有人民擁有此4個權利,政府及人民的力量才可互相制衡,所以他說「用人民的4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5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此外,他更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爭取民主的主要目的,便是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

一個平等、一人一票產生政府及議會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現在存在的眾多制度中最佳的制度,而普遍及平等的民主制度更能自我完善,自我醫治。一人一票的真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殖民地獲得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亦建立了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但同樣曾是殖民地現時每年人均所得高達3萬美元的香港,真正的民主仍是遙不可及。基層市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慘遭破壞,我們怎能不為此感到憤怒。

從政四分一世紀以來,本人眼見政策制訂的傾斜,資源的浪費,人權被踐踏,個人尊嚴被侵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急劇惡化,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06年的0.533,月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由2001年的25萬戶急增至2009年的30萬戶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更達120萬。在自己接觸的街坊之中,不少居民長期生活在絕望中,部分居民更因抵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面對此等景,本人經常徹夜難眠。在不公義的情下,一個又一個無助及無辜的善良市民被迫跌進無底的深淵。

儘管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愈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是原地踏步,本人曾參與推動八八直選,更是190方案的簽署人。在1990年,更因為反對《基本法》的雙查方案,在立法會門口絕食50小時,為爭取盡快實現普選負責而組織的遊行、請願、簽名運動等等更不計其數,但在封建閉塞的制度下,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及呼喚仍然慘遭漠視。本人曾經用各種理性的方法試圖游說官員及各黨派,游說他們接受真正的民主,但最後均是徒勞無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本應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希望,因為基本法給予民主發展一定的空間,香港原本可以以循序漸進的形式推進及逐步建立平均的民主制度,但最終卻基於制度的偏頗,政制的改革一再拖延。回歸12年至今,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真普選之日仍然是遙遙無期。

面對灰暗的民主發展前景,我們不可以繼續啞忍,更不可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接受現實就等同自尋死路,等同眼見數以百萬計市民面對苦楚而不施援手,眼見弱勢社群被欺壓而不發聲,眼見制度的傾斜而不表示異議。魯迅曾說﹕「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慘被欺壓的香港市民不應再沉默,否則便會被沉默吞噬。

為了讓市民清楚地就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表態,讓當權者清楚知道市民的民主訴求,我和另外4位議員,將會以新思維、新策略、新方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

我們是基於民主運動的新思維,而辭任議員職位,令5區變相公投得以落實。過去多年來,民主運動均限於四部曲:即請願、簽名、遊行、示威。雖然該四部曲能動員群眾為民主的訴求發聲,但這些運動均是短暫的,參與運動的人數更慘被低估,從而令該等運動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慘被淡化。有鑑於此,近年社民連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令香港市民醒覺現時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不公義,而5區變相公投得以實現便是議會內外抗爭的最佳例子。

5區總辭可以創造出5區補選的局面,泛民的候選人便可以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包括2012年落實雙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因而令變相公投得以落實。市民便可以透過投票給泛民的候選人,清晰無誤地表達他們對雙普選的訴求。泛民候選人的票數,將會成為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沒有人能透過各種手段淡化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

5區變相公投亦體現了新民主運動的嶄新策略。我們透過群眾組織動員推動民主。我們會以一會四部五區為推動5區變相公投的骨幹,組織市民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一會即聯合選舉委員會,成員由社會民主連線及公民黨的主要成員組織,主要負責制訂選舉策略。四部則包括四部即就選舉事務提供行政支援的4個部門,包括秘書部、宣傳部、財政部及對外事務部。而五區是指5個立法會選區,即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該5個選區中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的代理人為正召集人,而另一黨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然而,一會四部五區仍然需要地區人士及青年人的參與,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我們將會按照區議會選區劃分405個小組,由當區區議員、地區發展者、地區核心成員招募有意推動5區變相公投一萬名義工,共同策劃及制定合乎地區情的宣傳及推廣策略。我們更會成立2012青年團,青年團主要由16至30歲的青年組成,並按照情分成不同小組,小組可以按照地區、地域、工作性質、功能或成員的個別興趣而成立,負責向全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藉此加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增加他們的政治閱歷,令他們可為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接棒。

5區變相公投運動更會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創新方向。過去的民主運動,均是爭取落實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由直選議員代市民發聲及監察政府施政。在5區變相公投運動,補選不單是一個選擇代議士的選舉,更是讓市民共同參與,決定香港民主的路向。過去多年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可以透過5區變相公投,直接地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形式,透過手上神聖的選票作出清晰的表態。5區變相公投運動,將會令市民認識到直接民主的可貴,直接民主便可深入民心,成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終極目標及新方向。

總結在回歸之前,香港人被視為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回歸後,香港人在不民主的畸型政治制度下,卻淪為倪匡所說的三等公民,因為一等公民是擁有特首投票權、功能組別投票權及地區直選議員投票權的公民,但一般市民卻只能有權就直選立法會議員投票。

既然我們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更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應對欺壓及剝削啞忍。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民站起來,現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應該站起來,不應再依賴不民主選舉的政府或中央的施捨,而應把握這次5區變相公投的寶貴機會,將自己的前途以至下一代的政治權利,緊握在自己的手裏,運用寶貴的一票,清清楚楚地向極權說不,向雙普選說得。香港人爭取普選已經超過20年,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等待,孫中山曾說:「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今日便是香港人用手上神聖的一票共同起義之時。

最後,主席我希望能引述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同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朋友,特別是4位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的同事共勉。為了推動香港民主,我們個人小小的犧牲,是在所不惜: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轉載> 陳玉峰《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我二十二歲,正在大學念法律。強行劃界的話,我就是現在所有人掛在口邊的八十後。

「八十後」名詞演變之快令人瞠目。首先我們是年輕衝動,要「衝擊」社會秩序發洩;後來有人說因為社會流動性不高,年輕人無法上位所以鼓譟。筆者印象深刻,有一次在立法會門外集會時,一位八十後發言人一上台便要自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工返,請不要再抹黑香港的年輕人了!」

其後,幾位學者在重提了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年輕人在開始變得豐裕的地方(例如香港),會傾向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和社會理想。一時之間,「八十後」又變成一些不可觸摸無法了解的群體,要勞動政府託學者來研究了。

硬要具體地下判斷,八十後出現,本是尋根工程的開始。去年六四前後出現的「八十後六四文化祭」(P-a-roit),到今日的反高鐵青年,搞的行動創意非凡,議題卻其實是深紮香港的根。單是反高鐵,就辦過中秋晚會、菜園村導賞團、音樂會、苦行,以及立法會外冒着寒風的斷食,和平之餘,用的是最地道、最本土的表達方式,抗衡城市發展的硬道理。一月八日在立法會門外嘗到的「功能組別一舊飯」以及「反功能組別鹹肉糭」,令我想起喜宴上的「百年好合紅豆沙」:從來都是穿鑿附會,但寓意還是不容抹煞,深入民心。

我不比你抱更偉大理想

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懷,卻被(故意?)誤認為是「等上位、發窮惡」。「流動性低」固然是事實,但並不代表解決青少年就業,年輕人就沒有任何不滿。因為社會流動停滯的問題核心,在於社會資源分配懸殊,權力與資本都被壟斷;而這個權力集團與政府的勾結,已明目張膽到大家開始習慣的地步。由數碼港到紅灣半島、西九、高鐵……大家看到的是,除了特權分子,所有人不論年紀都不能影響決策。從體制上看不到改變的機會,才是令年輕人向建制背過身去的原因。

為了平反「發窮惡」的誤會,幾位學者提到英高赫的「後物質」文化價值講法,卻也引起了一些人誤解,覺得這群年輕人是因為物質較富裕而趨向追求社會價值,更隱隱然與認為「現在年輕人驕慣、半點吃不得苦」的印象呼應。這種想法暗示,目前八十後追求的價值與物質對立。但是回首看環保、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哪一件不「物質」?它們不止關乎物質建設,更是實實淨淨地建築在市民生計上!抗議領匯商場單一的美學品味背後,緊扣着小商戶因加租而將會滅絕的危機(在領匯商場會找到五金舖嗎?這是真正的選擇嗎?);不滿舊區被清拆不單是想保住童年的回憶,更重要是保住那些僅餘在城市邊陲,沒有被蠶食的美好生活空間;反對高鐵不僅是因為要保住菜園村孜孜的生境,更是倡議我們要小心使用「第二代」、「第三代」人辛辛苦苦累積回來的公帑、要向選民負責的議員、要盡責把關的議會、要民主公平的政治參與—這可是世世代代、所有香港人都在追求的價值!「社會價值」不能抽空談,而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

今次的反高鐵議題,火頭始終回歸到功能組別的腐敗結構之上,不是某些人說的「反高鐵只是手段」,而正是「社會價值」要落實起來,必然出現的結果。

香港是我久留之地

八十後既可能是濫藥援交的年輕人,也可能是熱血理想的青年,更可能是與所有人一樣,在社會掙扎求存,背負着奉養父母及供樓責任的每一個市民。我們不可能把年輕人抽離社會的脈絡、抽離他們與家人的關係去理解。正是年輕人見到父母終日為了加班而無從與他們相處,在兼職補習的時候看到了教育制度的重覆和荒謬,在快餐店工作時感受到基層工人受到剝削,我們才更清楚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年輕人一早已經在城市的肌理之中默默感受和閱讀它的變態和殘忍,卻發現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城市。

「保育人士」朱凱迪在最近一次公開發言忍不住說:「無論這裏有幾多屏風樓環境有幾差,我還是忍不住喜歡這裏。」也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地方,視之為久留之地,才會想保住我們賴以存活的一切,包括公正的警隊、自由的競爭環境、多元選擇的生活方式等等。

年輕人之所以多事,「撈過界」去支持菜園村的高婆婆,正是觀察到社會上萬事相連,萬人相關。社會是無數個體的對話與合成,因此我們重視個人權利,卻也積極探討在什麼情況下需要為集體而謀利益。

因此面臨要會所還是「要保育」的假詰問,我可能只想答,為什麼不能所有都要,然後與所有人分享?每個人需要不同,有真正選擇,有公義的分配才是終極理想的社會。我不代表任何年輕人,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的,也與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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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0, 2010

<轉載> 陳景輝《香港家書》

八十後青年陳景輝表示,希望他們這一代人,可令下一代人,不會像「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商場中。

陳景輝今早在港台「香港家書」中,致信行政長官曾蔭權,以下為全文: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 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轉載> 梁文道《歲月無聲的日子》

最近幾年,每逢過年過節要說吉祥話的時候,我總是來一句:“江山靜好,歲月無聲”。這句話的喜氣嚴重不足,格局不大,甚至可以說得上卑微。然而,一個卑微的願望也不一定就比較容易實現。相比之下,中國人追尋百年的強國夢,反而不知怎的忽然就成了現實。

且看過去一年的外國主流媒體,一會兒說中國是金融海嘯底下的唯一贏家,一會兒說美國應該向中國取經;在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中國更是舉世注目的主角;一時間,“G2”的說法不脛而走;似乎中國真的被我們每一年的賀詞說中,“繁榮昌盛”了。在這一片熱火朝天的聲勢中,還要祈盼“江山靜好,歲月無聲”,豈不太過暗啞,太過氣短?

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不大弄得明白平民百姓的愛國熱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自由主義總是傾向於把國家視為實現個人福祉的工具,先個人後國家,而工具本身並沒有甚麼優先的價值。假如人民的個人福祉得不到滿足,國家再強大又有甚麼用呢?

按照這種邏輯,無法在繁榮的局面中得到好處的基層百姓,應該是最不愛國的,因為他們眼見國家實力不斷茁壯,自己的生活水準卻不進反退,這心理又怎平衡得過來呢?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歷史上許多大國的政府都曾備受底層人民的擁戴,哪怕他們的生活再不堪,他們也願意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代價,分享它的無上榮耀。

為甚麼一個人可以過上入不敷支的日子,但對國家不僅沒有怨言,反而還敬佩有加,在它受挫的時候痛心疾首,在它出風頭的時候抬頭挺胸呢?難道他們都能獻身大我,忘記小我?有些學者認為,這純粹是意識型態的作用,是一種遮蔽與欺瞞。但只要再走近一點、再體貼一點,你就會發現,這些百姓的情感真實不是傳統的意識型態理論所能講得清楚的了。

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為例,當年最勇於參軍“報國”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最沒有出路的人。那時的日本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了它們的強國夢,工業基礎雄厚,軍事實力強橫;但它的貧富差距同時被放大了,許多人都有一種被拋在後頭的感覺。對這些在社會上找不到位置的人來說,他們一無所有,只剩下“日本人”這個身份可以自恃,只有大日本帝國可以帶給他們尊嚴。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佔有壟斷地位的財閥,但起碼在“身為日本人”這一點上,他和那些生活優渥的豪門是平等的。“為國捐軀”,把自己的“英靈”供放在靖國神社之中,則是他們尋回尊嚴的終極手段。

二次大戰時,日本軍人犧牲自己的性命,為國捐軀,得到國家賦予認同。這些曾令美軍聞風喪膽的神風敢死隊,最終於靖國神社裡,尋回「身為日本人」的尊嚴。

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這種尊嚴的追求,但是我們也有必要認識到,尊嚴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價值,它還是整全的生活感受。當我鄭重地祈求「江山靜好,歲月無聲」,我想到的就是這麼一種人人活得有尊嚴的平靜日子。

比如說一個清潔工人,他每天在街上打掃,路人不會瞧他不起。如果他一不小心刮花了一部名車,車主不會惡狠狠地跟他說:「好大的狗膽,你知道我是誰嗎?」因為在一個人人都受到尊重的社會裡面,你知道「我是誰嗎」這句話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他的收入低微,但生活還能勉強維持,一日三餐不成問題。樓價雖高,可夫婦兩胼手胝足,加上政府優待,總算還能住得上一間很基本的房子。如果他有孩子,他不用為學費負債,因為國家有真正的義務教育;要是孩子懂事,奮發學習,說不定將來還能考上一間重點大學呢。年紀大了,難免身體不好,可是公立醫院不會棄他於不顧;沒錯,他當然住不起私家病房,但有需要的話,他至少住得進院。

出門旅行或許是奢望了,沒關係,市郊的公園野餐也不錯,而且不收門票。那裡沒有湖光山色,可幸空氣尚算清鮮。

這家人是不富足,不過他們的日子過得不慌。吃得儉樸廉價不表示食物不衛生不安全,常喝自來水但水源無害,住得簡單但不會有人隨時上門逼他搬家。他們不是甚麼捨己為人的英雄之家,但不怕路見不平偶爾行善,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太多人想要利用別人的善心,更不可能出現傳說中的「釣魚執法」。

對未來他們有夢想,但又不敢想得太遠;國家大事他們不是不關心,只是關心不了那麼多。可是他們知道,政府願意聽他們說話。也許政府不能總是滿足得了他們的心願,也許他們不太清楚自己說了的話,最後會流向行政程序的哪一個角落,不過他們接觸到的公務員是客氣的,和善的,有耐性的。

如果我再寫下去,你會不會以為我在做夢呢?然而,比起強國的大夢,這小小的美夢,又算得上甚麼?通往尊嚴生活的道路有很多條,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條不張揚不顯赫的小路。

<轉載>《明報- 世紀,2010年1月7日》

《明報》.世紀,2010年1月7日
在輿論中,「八十後」漸漸被視為一股情緒,例如說他們憤怒、不滿、躁動甚或激情。下一步的指定對白便是抬升上社會層面,然後兜兜轉轉侃侃而談它的社經源頭。很快,情緒成了大形勢下被動之物,而那一最初談及的情緒被遮蔽且疏遠了。誠然,走在八十後人群當中,真的能切膚地感受到瀰漫其中的情緒,但面貌遠較上述陳腔複雜,有兩個片段不得不提。一是工務組小會(09 年12 月3 日)通過撥款的那一刻,立法會門外好些八、九十後的青年都在哭,及後在財委大會(09 年12 月18 日)成功拖延撥款便更多人哭,而眼淚意味着傷感;其次是八十後苦行,它始料不及地引起類宗教的情感。讓我從後者說起。

人們雙手捧着象徵公帑和菜園村的白米及種子,每隔廿六步,便輕輕跪下手肘貼地——為了親近土地,且稍稍紓緩手肘及身體的疲勞。。循環往復三天,此謂苦行。我們設計苦行的時候並沒想到宗教的概念,但人們卻從中聽出了弦外之音。例如一次,某記者自言自語:「係咪邪教嚟㗎?」又或,人們常常勸說不要跪下,說此舉予人法輪功練功之感云云。但無論如何,潛台詞似乎是:我們不該沾染宗教,如果不是從根本上把宗教等同迷信的話。然而我倒覺得,把握80 後情感,宗教是個不錯的比喻。

苦行中的象徵物及其規定了的身體動作和步驟,誠然容易叫人聯想起宗教儀式。但宗教並沒什麼不妥。伯格爾(Peter Berger)指出,英文裏宗教一字,若追溯其拉丁字根,其實是指「留心」,而「儀式」在人類的文化史中,更一直扮演着「提醒者」的角色。事實上,不同宗教都各有自己一套對於世界本源及其終極意義的洞見,都設想出某種聖俗二分的世界,而「留心」和「提醒」就是回到那一神聖而意義滿溢之處。八十後當然沒有築就如此宏偉的意義大廈,但確實分享着那一股要求自己和他人「留心」和「提醒」的情志,祈求在塵土飛揚、紙醉金迷和摩天巨廈的石屎森林之外,重新定義新生代崇高的別處。正是它衍生了另一股情感。

當前述種種情志遭踐踏或得些微的進展,青年的眼淚便奪眶而出。我知道,哭泣本屬平常。但眼淚若是為了一座城市而流,則蘊涵更廣泛的意義,畢竟它歸屬於城市共同體,且意味着一份跟過去有別的感受力:對城市之痛的覺察。當許許多多人早已接受了政治世界的荒謬、當歌頌移山填海的城市史書寫對拆遷的哀嚎完全視而不見,八十後這一給大商場籠罩成長的世代,卻從推土機的利爪間感知到痛苦。都市學家森尼特(Richard Sennett)視此情感為共同生活的都市倫理:一方面,對疼痛的感知讓市民走在一起、相互照顧;其次,市民身體的痛苦也揭示出既存支配秩序的裂縫、打斷了都市機器鴻圖利欲的連貫性。

城市的崇高和疼痛體現在青年身上,成為八十後抵抗的情緒基礎。可見,情緒不僅是被動、負面和非理性的,它也可以是倫理、認知和評價性的,而且不斷為新生代的追求灌注能量,並隱約蘊含了自己的城市議程。因此,某些人口中的所謂八十後情緒,其捉錯用神的成分可能多於正確認識之處。當然,此文也不會代表所有八十後,但肯定的是,筆者試圖整述八十後情緒的關鍵性轉折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