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陳玉峰《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我二十二歲，正在大學念法律。強行劃界的話，我就是現在所有人掛在口邊的八十後。

「八十後」名詞演變之快令人瞠目。首先我們是年輕衝動，要「衝擊」社會秩序發洩；後來有人說因為社會流動性不高，年輕人無法上位所以鼓譟。筆者印象深刻，有一次在立法會門外集會時，一位八十後發言人一上台便要自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工返，請不要再抹黑香港的年輕人了！」

其後，幾位學者在重提了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年輕人在開始變得豐裕的地方（例如香港），會傾向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和社會理想。一時之間，「八十後」又變成一些不可觸摸無法了解的群體，要勞動政府託學者來研究了。

硬要具體地下判斷，八十後出現，本是尋根工程的開始。去年六四前後出現的「八十後六四文化祭」（P-a-roit），到今日的反高鐵青年，搞的行動創意非凡，議題卻其實是深紮香港的根。單是反高鐵，就辦過中秋晚會、菜園村導賞團、音樂會、苦行，以及立法會外冒着寒風的斷食，和平之餘，用的是最地道、最本土的表達方式，抗衡城市發展的硬道理。一月八日在立法會門外嘗到的「功能組別一舊飯」以及「反功能組別鹹肉糭」，令我想起喜宴上的「百年好合紅豆沙」：從來都是穿鑿附會，但寓意還是不容抹煞，深入民心。

我不比你抱更偉大理想

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懷，卻被（故意？）誤認為是「等上位、發窮惡」。「流動性低」固然是事實，但並不代表解決青少年就業，年輕人就沒有任何不滿。因為社會流動停滯的問題核心，在於社會資源分配懸殊，權力與資本都被壟斷；而這個權力集團與政府的勾結，已明目張膽到大家開始習慣的地步。由數碼港到紅灣半島、西九、高鐵……大家看到的是，除了特權分子，所有人不論年紀都不能影響決策。從體制上看不到改變的機會，才是令年輕人向建制背過身去的原因。

為了平反「發窮惡」的誤會，幾位學者提到英高赫的「後物質」文化價值講法，卻也引起了一些人誤解，覺得這群年輕人是因為物質較富裕而趨向追求社會價值，更隱隱然與認為「現在年輕人驕慣、半點吃不得苦」的印象呼應。這種想法暗示，目前八十後追求的價值與物質對立。但是回首看環保、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哪一件不「物質」？它們不止關乎物質建設，更是實實淨淨地建築在市民生計上！抗議領匯商場單一的美學品味背後，緊扣着小商戶因加租而將會滅絕的危機（在領匯商場會找到五金舖嗎？這是真正的選擇嗎？）；不滿舊區被清拆不單是想保住童年的回憶，更重要是保住那些僅餘在城市邊陲，沒有被蠶食的美好生活空間；反對高鐵不僅是因為要保住菜園村孜孜的生境，更是倡議我們要小心使用「第二代」、「第三代」人辛辛苦苦累積回來的公帑、要向選民負責的議員、要盡責把關的議會、要民主公平的政治參與—這可是世世代代、所有香港人都在追求的價值！「社會價值」不能抽空談，而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

今次的反高鐵議題，火頭始終回歸到功能組別的腐敗結構之上，不是某些人說的「反高鐵只是手段」，而正是「社會價值」要落實起來，必然出現的結果。

香港是我久留之地

八十後既可能是濫藥援交的年輕人，也可能是熱血理想的青年，更可能是與所有人一樣，在社會掙扎求存，背負着奉養父母及供樓責任的每一個市民。我們不可能把年輕人抽離社會的脈絡、抽離他們與家人的關係去理解。正是年輕人見到父母終日為了加班而無從與他們相處，在兼職補習的時候看到了教育制度的重覆和荒謬，在快餐店工作時感受到基層工人受到剝削，我們才更清楚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年輕人一早已經在城市的肌理之中默默感受和閱讀它的變態和殘忍，卻發現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城市。

「保育人士」朱凱迪在最近一次公開發言忍不住說：「無論這裏有幾多屏風樓環境有幾差，我還是忍不住喜歡這裏。」也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地方，視之為久留之地，才會想保住我們賴以存活的一切，包括公正的警隊、自由的競爭環境、多元選擇的生活方式等等。

年輕人之所以多事，「撈過界」去支持菜園村的高婆婆，正是觀察到社會上萬事相連，萬人相關。社會是無數個體的對話與合成，因此我們重視個人權利，卻也積極探討在什麼情況下需要為集體而謀利益。

因此面臨要會所還是「要保育」的假詰問，我可能只想答，為什麼不能所有都要，然後與所有人分享？每個人需要不同，有真正選擇，有公義的分配才是終極理想的社會。我不代表任何年輕人，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的，也與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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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陳景輝《香港家書》

八十後青年陳景輝表示，希望他們這一代人，可令下一代人，不會像「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商場中。

陳景輝今早在港台「香港家書」中，致信行政長官曾蔭權，以下為全文：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 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轉載>《明報- 世紀，2010年1月7日》

《明報》．世紀，2010年1月7日
在輿論中，「八十後」漸漸被視為一股情緒，例如說他們憤怒、不滿、躁動甚或激情。下一步的指定對白便是抬升上社會層面，然後兜兜轉轉侃侃而談它的社經源頭。很快，情緒成了大形勢下被動之物，而那一最初談及的情緒被遮蔽且疏遠了。誠然，走在八十後人群當中，真的能切膚地感受到瀰漫其中的情緒，但面貌遠較上述陳腔複雜，有兩個片段不得不提。一是工務組小會（09 年12 月3 日）通過撥款的那一刻，立法會門外好些八、九十後的青年都在哭，及後在財委大會（09 年12 月18 日）成功拖延撥款便更多人哭，而眼淚意味着傷感；其次是八十後苦行，它始料不及地引起類宗教的情感。讓我從後者說起。

人們雙手捧着象徵公帑和菜園村的白米及種子，每隔廿六步，便輕輕跪下手肘貼地——為了親近土地,且稍稍紓緩手肘及身體的疲勞。。循環往復三天，此謂苦行。我們設計苦行的時候並沒想到宗教的概念，但人們卻從中聽出了弦外之音。例如一次，某記者自言自語：「係咪邪教嚟㗎？」又或，人們常常勸說不要跪下，說此舉予人法輪功練功之感云云。但無論如何，潛台詞似乎是：我們不該沾染宗教，如果不是從根本上把宗教等同迷信的話。然而我倒覺得，把握80 後情感，宗教是個不錯的比喻。

苦行中的象徵物及其規定了的身體動作和步驟，誠然容易叫人聯想起宗教儀式。但宗教並沒什麼不妥。伯格爾（Peter Berger）指出，英文裏宗教一字，若追溯其拉丁字根，其實是指「留心」，而「儀式」在人類的文化史中，更一直扮演着「提醒者」的角色。事實上，不同宗教都各有自己一套對於世界本源及其終極意義的洞見，都設想出某種聖俗二分的世界，而「留心」和「提醒」就是回到那一神聖而意義滿溢之處。八十後當然沒有築就如此宏偉的意義大廈，但確實分享着那一股要求自己和他人「留心」和「提醒」的情志，祈求在塵土飛揚、紙醉金迷和摩天巨廈的石屎森林之外，重新定義新生代崇高的別處。正是它衍生了另一股情感。

當前述種種情志遭踐踏或得些微的進展，青年的眼淚便奪眶而出。我知道，哭泣本屬平常。但眼淚若是為了一座城市而流，則蘊涵更廣泛的意義，畢竟它歸屬於城市共同體，且意味着一份跟過去有別的感受力：對城市之痛的覺察。當許許多多人早已接受了政治世界的荒謬、當歌頌移山填海的城市史書寫對拆遷的哀嚎完全視而不見，八十後這一給大商場籠罩成長的世代，卻從推土機的利爪間感知到痛苦。都市學家森尼特（Richard Sennett）視此情感為共同生活的都市倫理：一方面，對疼痛的感知讓市民走在一起、相互照顧；其次，市民身體的痛苦也揭示出既存支配秩序的裂縫、打斷了都市機器鴻圖利欲的連貫性。

城市的崇高和疼痛體現在青年身上，成為八十後抵抗的情緒基礎。可見，情緒不僅是被動、負面和非理性的，它也可以是倫理、認知和評價性的，而且不斷為新生代的追求灌注能量，並隱約蘊含了自己的城市議程。因此，某些人口中的所謂八十後情緒，其捉錯用神的成分可能多於正確認識之處。當然，此文也不會代表所有八十後，但肯定的是，筆者試圖整述八十後情緒的關鍵性轉折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