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27, 2010

轉載 《四議員辭職演辭全文》

我未必完全同意公社五人的很多做法,但不代表其他人可以隨意剝奪他們發言的機會。為何建制派連聽取其他意見的胸襟也沒有? 以為不入會議記錄,以後就無人評說,那,未必太自以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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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明報 1月28 日。

公民黨、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原訂在立法會發表辭職聲明,但因建制派議員離席,令會議流會,未能宣讀聲明。


陳淑莊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著,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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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發言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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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發言的全文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一、

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 民進黨 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 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己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五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 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構陷羅織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五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

溫家寶 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 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衷,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 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

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五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那些是應改變,那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 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温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 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著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

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裡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著失敗被打到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著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裡大部份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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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此次同黃毓民、梁國雄、陳淑莊、梁家傑一同辭職,是以「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作為請辭的理念。本人是次請辭是因為不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依然存在。本人是次請辭是不滿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而問題至今未獲改善。辭職是希望可以為停滯不前的民主制度帶來更大的改變,辭職是希望可以促進新的思維,推動香港民主政制邁步向前。「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我們絕不能目睹港人的權益被踐踏,而不採取行動。

平等民主的理念,其實早已被多位偉大的政治家所認同。由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杰斐遜等著名的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草擬的美國獨立宣言便提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由此可見,只有由被統治者選出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若政府不能保障此等權利,人民便有權更換政府、廢除政府。

在太平洋的另一彼岸,我們所敬仰的國父孫中山亦指出,選舉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孫中山民權理念中,人民擁有的4種權利,便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及複決權,只有人民擁有此4個權利,政府及人民的力量才可互相制衡,所以他說「用人民的4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5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此外,他更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爭取民主的主要目的,便是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

一個平等、一人一票產生政府及議會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現在存在的眾多制度中最佳的制度,而普遍及平等的民主制度更能自我完善,自我醫治。一人一票的真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殖民地獲得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亦建立了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但同樣曾是殖民地現時每年人均所得高達3萬美元的香港,真正的民主仍是遙不可及。基層市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慘遭破壞,我們怎能不為此感到憤怒。

從政四分一世紀以來,本人眼見政策制訂的傾斜,資源的浪費,人權被踐踏,個人尊嚴被侵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急劇惡化,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06年的0.533,月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由2001年的25萬戶急增至2009年的30萬戶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更達120萬。在自己接觸的街坊之中,不少居民長期生活在絕望中,部分居民更因抵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面對此等景,本人經常徹夜難眠。在不公義的情下,一個又一個無助及無辜的善良市民被迫跌進無底的深淵。

儘管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愈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是原地踏步,本人曾參與推動八八直選,更是190方案的簽署人。在1990年,更因為反對《基本法》的雙查方案,在立法會門口絕食50小時,為爭取盡快實現普選負責而組織的遊行、請願、簽名運動等等更不計其數,但在封建閉塞的制度下,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及呼喚仍然慘遭漠視。本人曾經用各種理性的方法試圖游說官員及各黨派,游說他們接受真正的民主,但最後均是徒勞無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本應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希望,因為基本法給予民主發展一定的空間,香港原本可以以循序漸進的形式推進及逐步建立平均的民主制度,但最終卻基於制度的偏頗,政制的改革一再拖延。回歸12年至今,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真普選之日仍然是遙遙無期。

面對灰暗的民主發展前景,我們不可以繼續啞忍,更不可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接受現實就等同自尋死路,等同眼見數以百萬計市民面對苦楚而不施援手,眼見弱勢社群被欺壓而不發聲,眼見制度的傾斜而不表示異議。魯迅曾說﹕「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慘被欺壓的香港市民不應再沉默,否則便會被沉默吞噬。

為了讓市民清楚地就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表態,讓當權者清楚知道市民的民主訴求,我和另外4位議員,將會以新思維、新策略、新方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

我們是基於民主運動的新思維,而辭任議員職位,令5區變相公投得以落實。過去多年來,民主運動均限於四部曲:即請願、簽名、遊行、示威。雖然該四部曲能動員群眾為民主的訴求發聲,但這些運動均是短暫的,參與運動的人數更慘被低估,從而令該等運動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慘被淡化。有鑑於此,近年社民連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令香港市民醒覺現時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不公義,而5區變相公投得以實現便是議會內外抗爭的最佳例子。

5區總辭可以創造出5區補選的局面,泛民的候選人便可以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包括2012年落實雙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因而令變相公投得以落實。市民便可以透過投票給泛民的候選人,清晰無誤地表達他們對雙普選的訴求。泛民候選人的票數,將會成為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沒有人能透過各種手段淡化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

5區變相公投亦體現了新民主運動的嶄新策略。我們透過群眾組織動員推動民主。我們會以一會四部五區為推動5區變相公投的骨幹,組織市民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一會即聯合選舉委員會,成員由社會民主連線及公民黨的主要成員組織,主要負責制訂選舉策略。四部則包括四部即就選舉事務提供行政支援的4個部門,包括秘書部、宣傳部、財政部及對外事務部。而五區是指5個立法會選區,即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該5個選區中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的代理人為正召集人,而另一黨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然而,一會四部五區仍然需要地區人士及青年人的參與,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我們將會按照區議會選區劃分405個小組,由當區區議員、地區發展者、地區核心成員招募有意推動5區變相公投一萬名義工,共同策劃及制定合乎地區情的宣傳及推廣策略。我們更會成立2012青年團,青年團主要由16至30歲的青年組成,並按照情分成不同小組,小組可以按照地區、地域、工作性質、功能或成員的個別興趣而成立,負責向全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藉此加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增加他們的政治閱歷,令他們可為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接棒。

5區變相公投運動更會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創新方向。過去的民主運動,均是爭取落實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由直選議員代市民發聲及監察政府施政。在5區變相公投運動,補選不單是一個選擇代議士的選舉,更是讓市民共同參與,決定香港民主的路向。過去多年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可以透過5區變相公投,直接地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形式,透過手上神聖的選票作出清晰的表態。5區變相公投運動,將會令市民認識到直接民主的可貴,直接民主便可深入民心,成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終極目標及新方向。

總結在回歸之前,香港人被視為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回歸後,香港人在不民主的畸型政治制度下,卻淪為倪匡所說的三等公民,因為一等公民是擁有特首投票權、功能組別投票權及地區直選議員投票權的公民,但一般市民卻只能有權就直選立法會議員投票。

既然我們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更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應對欺壓及剝削啞忍。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民站起來,現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應該站起來,不應再依賴不民主選舉的政府或中央的施捨,而應把握這次5區變相公投的寶貴機會,將自己的前途以至下一代的政治權利,緊握在自己的手裏,運用寶貴的一票,清清楚楚地向極權說不,向雙普選說得。香港人爭取普選已經超過20年,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等待,孫中山曾說:「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今日便是香港人用手上神聖的一票共同起義之時。

最後,主席我希望能引述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同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朋友,特別是4位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的同事共勉。為了推動香港民主,我們個人小小的犧牲,是在所不惜: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轉載> 陳玉峰《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我二十二歲,正在大學念法律。強行劃界的話,我就是現在所有人掛在口邊的八十後。

「八十後」名詞演變之快令人瞠目。首先我們是年輕衝動,要「衝擊」社會秩序發洩;後來有人說因為社會流動性不高,年輕人無法上位所以鼓譟。筆者印象深刻,有一次在立法會門外集會時,一位八十後發言人一上台便要自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工返,請不要再抹黑香港的年輕人了!」

其後,幾位學者在重提了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年輕人在開始變得豐裕的地方(例如香港),會傾向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和社會理想。一時之間,「八十後」又變成一些不可觸摸無法了解的群體,要勞動政府託學者來研究了。

硬要具體地下判斷,八十後出現,本是尋根工程的開始。去年六四前後出現的「八十後六四文化祭」(P-a-roit),到今日的反高鐵青年,搞的行動創意非凡,議題卻其實是深紮香港的根。單是反高鐵,就辦過中秋晚會、菜園村導賞團、音樂會、苦行,以及立法會外冒着寒風的斷食,和平之餘,用的是最地道、最本土的表達方式,抗衡城市發展的硬道理。一月八日在立法會門外嘗到的「功能組別一舊飯」以及「反功能組別鹹肉糭」,令我想起喜宴上的「百年好合紅豆沙」:從來都是穿鑿附會,但寓意還是不容抹煞,深入民心。

我不比你抱更偉大理想

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懷,卻被(故意?)誤認為是「等上位、發窮惡」。「流動性低」固然是事實,但並不代表解決青少年就業,年輕人就沒有任何不滿。因為社會流動停滯的問題核心,在於社會資源分配懸殊,權力與資本都被壟斷;而這個權力集團與政府的勾結,已明目張膽到大家開始習慣的地步。由數碼港到紅灣半島、西九、高鐵……大家看到的是,除了特權分子,所有人不論年紀都不能影響決策。從體制上看不到改變的機會,才是令年輕人向建制背過身去的原因。

為了平反「發窮惡」的誤會,幾位學者提到英高赫的「後物質」文化價值講法,卻也引起了一些人誤解,覺得這群年輕人是因為物質較富裕而趨向追求社會價值,更隱隱然與認為「現在年輕人驕慣、半點吃不得苦」的印象呼應。這種想法暗示,目前八十後追求的價值與物質對立。但是回首看環保、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哪一件不「物質」?它們不止關乎物質建設,更是實實淨淨地建築在市民生計上!抗議領匯商場單一的美學品味背後,緊扣着小商戶因加租而將會滅絕的危機(在領匯商場會找到五金舖嗎?這是真正的選擇嗎?);不滿舊區被清拆不單是想保住童年的回憶,更重要是保住那些僅餘在城市邊陲,沒有被蠶食的美好生活空間;反對高鐵不僅是因為要保住菜園村孜孜的生境,更是倡議我們要小心使用「第二代」、「第三代」人辛辛苦苦累積回來的公帑、要向選民負責的議員、要盡責把關的議會、要民主公平的政治參與—這可是世世代代、所有香港人都在追求的價值!「社會價值」不能抽空談,而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

今次的反高鐵議題,火頭始終回歸到功能組別的腐敗結構之上,不是某些人說的「反高鐵只是手段」,而正是「社會價值」要落實起來,必然出現的結果。

香港是我久留之地

八十後既可能是濫藥援交的年輕人,也可能是熱血理想的青年,更可能是與所有人一樣,在社會掙扎求存,背負着奉養父母及供樓責任的每一個市民。我們不可能把年輕人抽離社會的脈絡、抽離他們與家人的關係去理解。正是年輕人見到父母終日為了加班而無從與他們相處,在兼職補習的時候看到了教育制度的重覆和荒謬,在快餐店工作時感受到基層工人受到剝削,我們才更清楚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年輕人一早已經在城市的肌理之中默默感受和閱讀它的變態和殘忍,卻發現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城市。

「保育人士」朱凱迪在最近一次公開發言忍不住說:「無論這裏有幾多屏風樓環境有幾差,我還是忍不住喜歡這裏。」也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地方,視之為久留之地,才會想保住我們賴以存活的一切,包括公正的警隊、自由的競爭環境、多元選擇的生活方式等等。

年輕人之所以多事,「撈過界」去支持菜園村的高婆婆,正是觀察到社會上萬事相連,萬人相關。社會是無數個體的對話與合成,因此我們重視個人權利,卻也積極探討在什麼情況下需要為集體而謀利益。

因此面臨要會所還是「要保育」的假詰問,我可能只想答,為什麼不能所有都要,然後與所有人分享?每個人需要不同,有真正選擇,有公義的分配才是終極理想的社會。我不代表任何年輕人,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的,也與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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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0, 2010

<轉載> 陳景輝《香港家書》

八十後青年陳景輝表示,希望他們這一代人,可令下一代人,不會像「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商場中。

陳景輝今早在港台「香港家書」中,致信行政長官曾蔭權,以下為全文: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 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轉載> 梁文道《歲月無聲的日子》

最近幾年,每逢過年過節要說吉祥話的時候,我總是來一句:“江山靜好,歲月無聲”。這句話的喜氣嚴重不足,格局不大,甚至可以說得上卑微。然而,一個卑微的願望也不一定就比較容易實現。相比之下,中國人追尋百年的強國夢,反而不知怎的忽然就成了現實。

且看過去一年的外國主流媒體,一會兒說中國是金融海嘯底下的唯一贏家,一會兒說美國應該向中國取經;在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中國更是舉世注目的主角;一時間,“G2”的說法不脛而走;似乎中國真的被我們每一年的賀詞說中,“繁榮昌盛”了。在這一片熱火朝天的聲勢中,還要祈盼“江山靜好,歲月無聲”,豈不太過暗啞,太過氣短?

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不大弄得明白平民百姓的愛國熱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自由主義總是傾向於把國家視為實現個人福祉的工具,先個人後國家,而工具本身並沒有甚麼優先的價值。假如人民的個人福祉得不到滿足,國家再強大又有甚麼用呢?

按照這種邏輯,無法在繁榮的局面中得到好處的基層百姓,應該是最不愛國的,因為他們眼見國家實力不斷茁壯,自己的生活水準卻不進反退,這心理又怎平衡得過來呢?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歷史上許多大國的政府都曾備受底層人民的擁戴,哪怕他們的生活再不堪,他們也願意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代價,分享它的無上榮耀。

為甚麼一個人可以過上入不敷支的日子,但對國家不僅沒有怨言,反而還敬佩有加,在它受挫的時候痛心疾首,在它出風頭的時候抬頭挺胸呢?難道他們都能獻身大我,忘記小我?有些學者認為,這純粹是意識型態的作用,是一種遮蔽與欺瞞。但只要再走近一點、再體貼一點,你就會發現,這些百姓的情感真實不是傳統的意識型態理論所能講得清楚的了。

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為例,當年最勇於參軍“報國”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最沒有出路的人。那時的日本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了它們的強國夢,工業基礎雄厚,軍事實力強橫;但它的貧富差距同時被放大了,許多人都有一種被拋在後頭的感覺。對這些在社會上找不到位置的人來說,他們一無所有,只剩下“日本人”這個身份可以自恃,只有大日本帝國可以帶給他們尊嚴。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佔有壟斷地位的財閥,但起碼在“身為日本人”這一點上,他和那些生活優渥的豪門是平等的。“為國捐軀”,把自己的“英靈”供放在靖國神社之中,則是他們尋回尊嚴的終極手段。

二次大戰時,日本軍人犧牲自己的性命,為國捐軀,得到國家賦予認同。這些曾令美軍聞風喪膽的神風敢死隊,最終於靖國神社裡,尋回「身為日本人」的尊嚴。

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這種尊嚴的追求,但是我們也有必要認識到,尊嚴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價值,它還是整全的生活感受。當我鄭重地祈求「江山靜好,歲月無聲」,我想到的就是這麼一種人人活得有尊嚴的平靜日子。

比如說一個清潔工人,他每天在街上打掃,路人不會瞧他不起。如果他一不小心刮花了一部名車,車主不會惡狠狠地跟他說:「好大的狗膽,你知道我是誰嗎?」因為在一個人人都受到尊重的社會裡面,你知道「我是誰嗎」這句話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他的收入低微,但生活還能勉強維持,一日三餐不成問題。樓價雖高,可夫婦兩胼手胝足,加上政府優待,總算還能住得上一間很基本的房子。如果他有孩子,他不用為學費負債,因為國家有真正的義務教育;要是孩子懂事,奮發學習,說不定將來還能考上一間重點大學呢。年紀大了,難免身體不好,可是公立醫院不會棄他於不顧;沒錯,他當然住不起私家病房,但有需要的話,他至少住得進院。

出門旅行或許是奢望了,沒關係,市郊的公園野餐也不錯,而且不收門票。那裡沒有湖光山色,可幸空氣尚算清鮮。

這家人是不富足,不過他們的日子過得不慌。吃得儉樸廉價不表示食物不衛生不安全,常喝自來水但水源無害,住得簡單但不會有人隨時上門逼他搬家。他們不是甚麼捨己為人的英雄之家,但不怕路見不平偶爾行善,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太多人想要利用別人的善心,更不可能出現傳說中的「釣魚執法」。

對未來他們有夢想,但又不敢想得太遠;國家大事他們不是不關心,只是關心不了那麼多。可是他們知道,政府願意聽他們說話。也許政府不能總是滿足得了他們的心願,也許他們不太清楚自己說了的話,最後會流向行政程序的哪一個角落,不過他們接觸到的公務員是客氣的,和善的,有耐性的。

如果我再寫下去,你會不會以為我在做夢呢?然而,比起強國的大夢,這小小的美夢,又算得上甚麼?通往尊嚴生活的道路有很多條,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條不張揚不顯赫的小路。

<轉載>《明報- 世紀,2010年1月7日》

《明報》.世紀,2010年1月7日
在輿論中,「八十後」漸漸被視為一股情緒,例如說他們憤怒、不滿、躁動甚或激情。下一步的指定對白便是抬升上社會層面,然後兜兜轉轉侃侃而談它的社經源頭。很快,情緒成了大形勢下被動之物,而那一最初談及的情緒被遮蔽且疏遠了。誠然,走在八十後人群當中,真的能切膚地感受到瀰漫其中的情緒,但面貌遠較上述陳腔複雜,有兩個片段不得不提。一是工務組小會(09 年12 月3 日)通過撥款的那一刻,立法會門外好些八、九十後的青年都在哭,及後在財委大會(09 年12 月18 日)成功拖延撥款便更多人哭,而眼淚意味着傷感;其次是八十後苦行,它始料不及地引起類宗教的情感。讓我從後者說起。

人們雙手捧着象徵公帑和菜園村的白米及種子,每隔廿六步,便輕輕跪下手肘貼地——為了親近土地,且稍稍紓緩手肘及身體的疲勞。。循環往復三天,此謂苦行。我們設計苦行的時候並沒想到宗教的概念,但人們卻從中聽出了弦外之音。例如一次,某記者自言自語:「係咪邪教嚟㗎?」又或,人們常常勸說不要跪下,說此舉予人法輪功練功之感云云。但無論如何,潛台詞似乎是:我們不該沾染宗教,如果不是從根本上把宗教等同迷信的話。然而我倒覺得,把握80 後情感,宗教是個不錯的比喻。

苦行中的象徵物及其規定了的身體動作和步驟,誠然容易叫人聯想起宗教儀式。但宗教並沒什麼不妥。伯格爾(Peter Berger)指出,英文裏宗教一字,若追溯其拉丁字根,其實是指「留心」,而「儀式」在人類的文化史中,更一直扮演着「提醒者」的角色。事實上,不同宗教都各有自己一套對於世界本源及其終極意義的洞見,都設想出某種聖俗二分的世界,而「留心」和「提醒」就是回到那一神聖而意義滿溢之處。八十後當然沒有築就如此宏偉的意義大廈,但確實分享着那一股要求自己和他人「留心」和「提醒」的情志,祈求在塵土飛揚、紙醉金迷和摩天巨廈的石屎森林之外,重新定義新生代崇高的別處。正是它衍生了另一股情感。

當前述種種情志遭踐踏或得些微的進展,青年的眼淚便奪眶而出。我知道,哭泣本屬平常。但眼淚若是為了一座城市而流,則蘊涵更廣泛的意義,畢竟它歸屬於城市共同體,且意味着一份跟過去有別的感受力:對城市之痛的覺察。當許許多多人早已接受了政治世界的荒謬、當歌頌移山填海的城市史書寫對拆遷的哀嚎完全視而不見,八十後這一給大商場籠罩成長的世代,卻從推土機的利爪間感知到痛苦。都市學家森尼特(Richard Sennett)視此情感為共同生活的都市倫理:一方面,對疼痛的感知讓市民走在一起、相互照顧;其次,市民身體的痛苦也揭示出既存支配秩序的裂縫、打斷了都市機器鴻圖利欲的連貫性。

城市的崇高和疼痛體現在青年身上,成為八十後抵抗的情緒基礎。可見,情緒不僅是被動、負面和非理性的,它也可以是倫理、認知和評價性的,而且不斷為新生代的追求灌注能量,並隱約蘊含了自己的城市議程。因此,某些人口中的所謂八十後情緒,其捉錯用神的成分可能多於正確認識之處。當然,此文也不會代表所有八十後,但肯定的是,筆者試圖整述八十後情緒的關鍵性轉折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