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陳玉峰《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八十後沒有反社會

我二十二歲，正在大學念法律。強行劃界的話，我就是現在所有人掛在口邊的八十後。

「八十後」名詞演變之快令人瞠目。首先我們是年輕衝動，要「衝擊」社會秩序發洩；後來有人說因為社會流動性不高，年輕人無法上位所以鼓譟。筆者印象深刻，有一次在立法會門外集會時，一位八十後發言人一上台便要自辯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工返，請不要再抹黑香港的年輕人了！」

其後，幾位學者在重提了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的理論：年輕人在開始變得豐裕的地方（例如香港），會傾向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和社會理想。一時之間，「八十後」又變成一些不可觸摸無法了解的群體，要勞動政府託學者來研究了。

硬要具體地下判斷，八十後出現，本是尋根工程的開始。去年六四前後出現的「八十後六四文化祭」（P-a-roit），到今日的反高鐵青年，搞的行動創意非凡，議題卻其實是深紮香港的根。單是反高鐵，就辦過中秋晚會、菜園村導賞團、音樂會、苦行，以及立法會外冒着寒風的斷食，和平之餘，用的是最地道、最本土的表達方式，抗衡城市發展的硬道理。一月八日在立法會門外嘗到的「功能組別一舊飯」以及「反功能組別鹹肉糭」，令我想起喜宴上的「百年好合紅豆沙」：從來都是穿鑿附會，但寓意還是不容抹煞，深入民心。

我不比你抱更偉大理想

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懷，卻被（故意？）誤認為是「等上位、發窮惡」。「流動性低」固然是事實，但並不代表解決青少年就業，年輕人就沒有任何不滿。因為社會流動停滯的問題核心，在於社會資源分配懸殊，權力與資本都被壟斷；而這個權力集團與政府的勾結，已明目張膽到大家開始習慣的地步。由數碼港到紅灣半島、西九、高鐵……大家看到的是，除了特權分子，所有人不論年紀都不能影響決策。從體制上看不到改變的機會，才是令年輕人向建制背過身去的原因。

為了平反「發窮惡」的誤會，幾位學者提到英高赫的「後物質」文化價值講法，卻也引起了一些人誤解，覺得這群年輕人是因為物質較富裕而趨向追求社會價值，更隱隱然與認為「現在年輕人驕慣、半點吃不得苦」的印象呼應。這種想法暗示，目前八十後追求的價值與物質對立。但是回首看環保、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哪一件不「物質」？它們不止關乎物質建設，更是實實淨淨地建築在市民生計上！抗議領匯商場單一的美學品味背後，緊扣着小商戶因加租而將會滅絕的危機（在領匯商場會找到五金舖嗎？這是真正的選擇嗎？）；不滿舊區被清拆不單是想保住童年的回憶，更重要是保住那些僅餘在城市邊陲，沒有被蠶食的美好生活空間；反對高鐵不僅是因為要保住菜園村孜孜的生境，更是倡議我們要小心使用「第二代」、「第三代」人辛辛苦苦累積回來的公帑、要向選民負責的議員、要盡責把關的議會、要民主公平的政治參與—這可是世世代代、所有香港人都在追求的價值！「社會價值」不能抽空談，而必須建立在物質基礎上。

今次的反高鐵議題，火頭始終回歸到功能組別的腐敗結構之上，不是某些人說的「反高鐵只是手段」，而正是「社會價值」要落實起來，必然出現的結果。

香港是我久留之地

八十後既可能是濫藥援交的年輕人，也可能是熱血理想的青年，更可能是與所有人一樣，在社會掙扎求存，背負着奉養父母及供樓責任的每一個市民。我們不可能把年輕人抽離社會的脈絡、抽離他們與家人的關係去理解。正是年輕人見到父母終日為了加班而無從與他們相處，在兼職補習的時候看到了教育制度的重覆和荒謬，在快餐店工作時感受到基層工人受到剝削，我們才更清楚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年輕人一早已經在城市的肌理之中默默感受和閱讀它的變態和殘忍，卻發現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城市。

「保育人士」朱凱迪在最近一次公開發言忍不住說：「無論這裏有幾多屏風樓環境有幾差，我還是忍不住喜歡這裏。」也是因為我們喜歡這個地方，視之為久留之地，才會想保住我們賴以存活的一切，包括公正的警隊、自由的競爭環境、多元選擇的生活方式等等。

年輕人之所以多事，「撈過界」去支持菜園村的高婆婆，正是觀察到社會上萬事相連，萬人相關。社會是無數個體的對話與合成，因此我們重視個人權利，卻也積極探討在什麼情況下需要為集體而謀利益。

因此面臨要會所還是「要保育」的假詰問，我可能只想答，為什麼不能所有都要，然後與所有人分享？每個人需要不同，有真正選擇，有公義的分配才是終極理想的社會。我不代表任何年輕人，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的，也與你們一樣。

www.30SGrou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