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雋：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
明報，20 Nov 2011
內地學生
老穆瞟一眼我帶來的報紙，臉上微微一笑﹕「中聯辦才沒有空招呼這只『小鳥』，他們把曾蔭權那幾個人管好就行了。」
老穆是我研究院的同學，內地來的博士生。因為年紀比我長幾歲，又結了婚，念書的時候並不熱中和我們這些「小孩」打交道。這星期編輯派我採訪從內地來的黨員學生，我聯繫不上廖維懿本人，一着急就想起了老穆。在我與老穆僅有的幾個照面中，有一次他勸我別去維園湊熱鬧。
那次他偶然聽我提起「想去看看」，便好意規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我回去想了想，果真沒有去湊熱鬧。老穆是一個經歷豐富的人﹕北方農村長大，縣城升學，之後出省上大學。來香港之前，他已經在內地的大學裏教過幾年書，但鐵飯碗還需硬學歷，於是他停薪留職，過來喝幾年洋墨水拿個博士學位。他人很聰明，不是書呆子，一邊在香港上學，一邊在內地倒了一批煤炭，賺了二十萬，在老家買了一套房，解決了一場婚姻危機，使老婆生了兒子並從香港寄奶粉回去。與此同時，我弄丟了男友，花光了獎學金，得罪了師長，勉強能夠按時畢業並同時失業——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六四」表態
我給老穆發電郵，得知他人在香港，尚未畢業。老穆對自己沒能夠按時畢業感到萬分悔恨，歸咎於香港的導師沒有習慣督促學生，你不找他他不找你，結果老穆一不留神就拖拉了大半年。他決心用這兩個月一鼓作氣把論文寫完，然後趕回家陪老婆孩子過年。
最近在香港發生的這件小事，老穆沒有留意，由我向他簡單匯報﹕「有個內地學生來香港上大學，心血來潮去競選學生會主席。競選之前，小集體內部就大是大非問題表態，他說自己不能支持『平反六四』，頂多只能表示中立。這下惹得小集體對他起了疑心，結果挖出來他是共產黨員。後來事情鬧大了，逼得他要退出競選，而報紙標題是『中共滲透校園』。」
老穆聽完，用他那一貫洞明世事的表情微笑着說﹕「這個學生很幼稚，媒體炒作是借題發揮，真正的牢騷是怎麼這麼多內地人到香港來，擔心香港變成內地。」
我問﹕「為何說這學生幼稚？」
他說﹕「既然出面競選，那就要見風使舵。首先應該避免對敏感問題正面表態，『平反』是文革語彙，平反的對象是誰？和他們討論嘛！實在迴避不了，非得表態，那就表示支持呀，選上了是件好事，回去可以邀功。不過，將來如果遇到民主運動，不要帶頭衝在最前面，不要站在攝影機面前，這樣，哪怕真有『秋後算帳』，也還有迴旋的餘地。」
既然聊到「六四」，索性問問老穆的看法。老穆也是到香港以後才接觸到這個話題，自己有心找資料看。他認為「六四」事件的確嚴重阻礙了中國民主建設的進程，但它充其量是一次吶喊，並沒有力量改變社會，而且從本質上看，它是受某些勢力在背後操縱的。因此，退一萬步說，就算那時候政府真讓他們給推翻了，結果也只不過是換上另一幫人統治而已。中國民主的基礎沒有建成，時機尚未成熟，「六四」遏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狀態。至於那些明星領袖，最後不是都跑了嗎？可憐的是一些無辜的犧牲者和他們的家人。可惜經歷過那時代的人，如今絕大部分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沒有人願意為弱者挑戰權威統治。
我說﹕「我也有同感，但我認為今天『六四』的意義已經起了變化。我認識一些香港人，年年去維園集會，為的是一口氣。今年我們公司拍攝一個頑固分子，我跟去現場幫忙，感到『六四』於香港人而言，象徵香港在某些事情上還可以與大陸唱反調，還有民主自由的想像。」
老穆幽然一笑﹕「可是在港珠澳大橋上就唱不了反調，直通車也是。香港在經濟上如此依賴大陸，政治上又如何硬得起來呢？我看曾蔭權上北京見胡錦濤，完全是一個省長匯報請示工作的神態，可想而知這個行政區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馬上就要一樣了。」
黨籍活用
老穆說得我心灰，讓我換個話題，問問他入黨的經歷。
他在大學二年級時，見學校為畢業黨員安排工作，於是抄了一份入黨申請書（人人都是抄的），向學系黨支部申請入黨。那時候入黨競爭激烈，他雖然學習成績排第一，可是從不積極參加學校活動（因為他要做生意賺錢），因此被支部裏的黨員們視為思想不先進，評他不夠資格入黨。最後是系主任一句話救了他。系主任說﹕「我黨需要吸收優秀的外語人才。」
我不由得插嘴﹕「我上大學那時候，黨員怎麼好像沒這麼吃香？我是嫌麻煩，怕開會才沒有申請。」
老穆解釋道﹕「你我之間雖然只差幾年，卻發生了一個法輪功事件。在90年代末期，國家日益開放，人們發現，人家外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早就實現『四個現代化』了，我們費老半天勁還不知道幾時可以實現，理想上有個幻滅。法輪功乘虛而入，致使大批黨員退黨。中國共產黨發展一億黨員的目標眼看愈來愈遠，思想上抓不牢，就在數量上用功，例如規定高校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黨員增長率。同一時期，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愈來愈多，非黨員也能找到好工作，所以你沒覺得有必要入黨。」
我問﹕「於你而言，黨員身分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黨籍是一種工具。」畢業以後，憑着黨籍，老穆獲得一份大學教師的工作。學校裏單周開行政會議，雙周開黨員會議。黨員會議上無非是讀文件，而你知道非黨員根本得不到上級的信任，哪怕這個人工作再出色，升職評獎輪不到他。
老穆來香港之前，雖然機靈老練，有些事情還是很注意的，例如他試圖轉移他的黨籍關係。那是一個公文袋，人去哪裏，公文袋就跟到哪裏，在哪裏交黨費。結果他被告知，香港沒地方接收他的公文袋。來到香港，他又四處找組織交黨費，找來找去找到中聯辦，那裏的人叫他別管了，他們不收黨費。從這件小事老穆看出﹕黨籍在這裏沒有用。所以那個學生說中聯辦打電話給他，實在沒什麼根據，中聯辦犯不着搭理我們這些小人物。
但是黨籍一回去就又有用了。老穆在香港刻苦學習，因為寫論文不能抄了。這一學習就動搖了他的思想體系，他在網上寫了一些批判文章，回家過年被國安盯上，叫到局裏問話。眼看形勢不對，老穆拍案而起﹕「我是共產黨員！你們憑什麼懷疑我的動機？我是愛黨愛國才寫文章！」一出好戲加一個黨籍，令老穆化險為夷。
和老穆聊到深夜，回家路上我記起星期五要打電話請安。父親接的電話，我告訴他我和老穆的討論，問他怎麼看。父親謹慎地說﹕「在電話上講這些幹什麼，等你回家我們再談。」母親迫不急待地搶過電話，興奮地問我看見她給我發的照片沒有，我問她2000年入黨是不是被迫的，她說﹕「唉呀，領導天天找我談話！」突然想起來﹕「你不會又要寫報紙吧？我們家從你外公外婆那一輩人就努力追求入黨，思想上進。欸，你姨媽想你幫忙帶幾樣東西回來……」
我並不熟悉父母的這一面。我母親說起父親的壞話來，是哪怕上報紙也要說的，這件事情使我認識到，家裏人視黨的隱私高於個人隱私。所以，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這篇文章就此打住。
老穆瞟一眼我帶來的報紙，臉上微微一笑﹕「中聯辦才沒有空招呼這只『小鳥』，他們把曾蔭權那幾個人管好就行了。」
老穆是我研究院的同學，內地來的博士生。因為年紀比我長幾歲，又結了婚，念書的時候並不熱中和我們這些「小孩」打交道。這星期編輯派我採訪從內地來的黨員學生，我聯繫不上廖維懿本人，一着急就想起了老穆。在我與老穆僅有的幾個照面中，有一次他勸我別去維園湊熱鬧。
那次他偶然聽我提起「想去看看」，便好意規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我回去想了想，果真沒有去湊熱鬧。老穆是一個經歷豐富的人﹕北方農村長大，縣城升學，之後出省上大學。來香港之前，他已經在內地的大學裏教過幾年書，但鐵飯碗還需硬學歷，於是他停薪留職，過來喝幾年洋墨水拿個博士學位。他人很聰明，不是書呆子，一邊在香港上學，一邊在內地倒了一批煤炭，賺了二十萬，在老家買了一套房，解決了一場婚姻危機，使老婆生了兒子並從香港寄奶粉回去。與此同時，我弄丟了男友，花光了獎學金，得罪了師長，勉強能夠按時畢業並同時失業——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六四」表態
我給老穆發電郵，得知他人在香港，尚未畢業。老穆對自己沒能夠按時畢業感到萬分悔恨，歸咎於香港的導師沒有習慣督促學生，你不找他他不找你，結果老穆一不留神就拖拉了大半年。他決心用這兩個月一鼓作氣把論文寫完，然後趕回家陪老婆孩子過年。
最近在香港發生的這件小事，老穆沒有留意，由我向他簡單匯報﹕「有個內地學生來香港上大學，心血來潮去競選學生會主席。競選之前，小集體內部就大是大非問題表態，他說自己不能支持『平反六四』，頂多只能表示中立。這下惹得小集體對他起了疑心，結果挖出來他是共產黨員。後來事情鬧大了，逼得他要退出競選，而報紙標題是『中共滲透校園』。」
老穆聽完，用他那一貫洞明世事的表情微笑着說﹕「這個學生很幼稚，媒體炒作是借題發揮，真正的牢騷是怎麼這麼多內地人到香港來，擔心香港變成內地。」
我問﹕「為何說這學生幼稚？」
他說﹕「既然出面競選，那就要見風使舵。首先應該避免對敏感問題正面表態，『平反』是文革語彙，平反的對象是誰？和他們討論嘛！實在迴避不了，非得表態，那就表示支持呀，選上了是件好事，回去可以邀功。不過，將來如果遇到民主運動，不要帶頭衝在最前面，不要站在攝影機面前，這樣，哪怕真有『秋後算帳』，也還有迴旋的餘地。」
既然聊到「六四」，索性問問老穆的看法。老穆也是到香港以後才接觸到這個話題，自己有心找資料看。他認為「六四」事件的確嚴重阻礙了中國民主建設的進程，但它充其量是一次吶喊，並沒有力量改變社會，而且從本質上看，它是受某些勢力在背後操縱的。因此，退一萬步說，就算那時候政府真讓他們給推翻了，結果也只不過是換上另一幫人統治而已。中國民主的基礎沒有建成，時機尚未成熟，「六四」遏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狀態。至於那些明星領袖，最後不是都跑了嗎？可憐的是一些無辜的犧牲者和他們的家人。可惜經歷過那時代的人，如今絕大部分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沒有人願意為弱者挑戰權威統治。
我說﹕「我也有同感，但我認為今天『六四』的意義已經起了變化。我認識一些香港人，年年去維園集會，為的是一口氣。今年我們公司拍攝一個頑固分子，我跟去現場幫忙，感到『六四』於香港人而言，象徵香港在某些事情上還可以與大陸唱反調，還有民主自由的想像。」
老穆幽然一笑﹕「可是在港珠澳大橋上就唱不了反調，直通車也是。香港在經濟上如此依賴大陸，政治上又如何硬得起來呢？我看曾蔭權上北京見胡錦濤，完全是一個省長匯報請示工作的神態，可想而知這個行政區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馬上就要一樣了。」
黨籍活用
老穆說得我心灰，讓我換個話題，問問他入黨的經歷。
他在大學二年級時，見學校為畢業黨員安排工作，於是抄了一份入黨申請書（人人都是抄的），向學系黨支部申請入黨。那時候入黨競爭激烈，他雖然學習成績排第一，可是從不積極參加學校活動（因為他要做生意賺錢），因此被支部裏的黨員們視為思想不先進，評他不夠資格入黨。最後是系主任一句話救了他。系主任說﹕「我黨需要吸收優秀的外語人才。」
我不由得插嘴﹕「我上大學那時候，黨員怎麼好像沒這麼吃香？我是嫌麻煩，怕開會才沒有申請。」
老穆解釋道﹕「你我之間雖然只差幾年，卻發生了一個法輪功事件。在90年代末期，國家日益開放，人們發現，人家外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早就實現『四個現代化』了，我們費老半天勁還不知道幾時可以實現，理想上有個幻滅。法輪功乘虛而入，致使大批黨員退黨。中國共產黨發展一億黨員的目標眼看愈來愈遠，思想上抓不牢，就在數量上用功，例如規定高校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黨員增長率。同一時期，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愈來愈多，非黨員也能找到好工作，所以你沒覺得有必要入黨。」
我問﹕「於你而言，黨員身分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黨籍是一種工具。」畢業以後，憑着黨籍，老穆獲得一份大學教師的工作。學校裏單周開行政會議，雙周開黨員會議。黨員會議上無非是讀文件，而你知道非黨員根本得不到上級的信任，哪怕這個人工作再出色，升職評獎輪不到他。
老穆來香港之前，雖然機靈老練，有些事情還是很注意的，例如他試圖轉移他的黨籍關係。那是一個公文袋，人去哪裏，公文袋就跟到哪裏，在哪裏交黨費。結果他被告知，香港沒地方接收他的公文袋。來到香港，他又四處找組織交黨費，找來找去找到中聯辦，那裏的人叫他別管了，他們不收黨費。從這件小事老穆看出﹕黨籍在這裏沒有用。所以那個學生說中聯辦打電話給他，實在沒什麼根據，中聯辦犯不着搭理我們這些小人物。
但是黨籍一回去就又有用了。老穆在香港刻苦學習，因為寫論文不能抄了。這一學習就動搖了他的思想體系，他在網上寫了一些批判文章，回家過年被國安盯上，叫到局裏問話。眼看形勢不對，老穆拍案而起﹕「我是共產黨員！你們憑什麼懷疑我的動機？我是愛黨愛國才寫文章！」一出好戲加一個黨籍，令老穆化險為夷。
和老穆聊到深夜，回家路上我記起星期五要打電話請安。父親接的電話，我告訴他我和老穆的討論，問他怎麼看。父親謹慎地說﹕「在電話上講這些幹什麼，等你回家我們再談。」母親迫不急待地搶過電話，興奮地問我看見她給我發的照片沒有，我問她2000年入黨是不是被迫的，她說﹕「唉呀，領導天天找我談話！」突然想起來﹕「你不會又要寫報紙吧？我們家從你外公外婆那一輩人就努力追求入黨，思想上進。欸，你姨媽想你幫忙帶幾樣東西回來……」
我並不熟悉父母的這一面。我母親說起父親的壞話來，是哪怕上報紙也要說的，這件事情使我認識到，家裏人視黨的隱私高於個人隱私。所以，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這篇文章就此打住。
